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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 讲 · 卷十 · 清 | 公元 1851—1894 年

太平天国与中兴卷十
六六

这一讲要回答的是:一场把大半个南方打烂的内战,为什么打完之后被称作中兴;以及这几十年里,兵、饷、官三样东西的位置起了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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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住那套说法的是谁

上一讲结尾说,战事了结不到十年,南方一个屡试不中的读书人把一套新说法带进了一批没有田、不在册的人中间。这一讲从那里讲起。先说那套说法是什么。

它的骨架取自海上传来的那个外来的教:天上只有一位真神,别的都是妖魔;人人是真神的子女,彼此是兄弟姊妹。可血肉是本地的:那位读书人自称真神次子,另有人在众人面前口称真神下凡、当场传话;斩妖除魔的名单里,头一批是塑像与祠庙,第二批是官府与旗人。

上上一讲说过,那些讲末劫的教门给过三样东西:身份、一张互相认得的网、一个关于自己为什么这么苦的解释。这一次给的还是这三样,另外还给了一份可以立刻动手的名单。

再说接住它的是谁。

上上一讲那批人是往山里去的;这一次在更南边,情形不同。那里有先来后到之分:先到的占了好地,后到的只能上坡地、进矿场;两边为水源、坟山、田界械斗了几代人,官府来断多半各打一顿了事,谁也不服。矿场时开时闭,闭了就是成千人无着落。另有旧日会党,专做走私、护镖与结拜。

这几样叠在一起,那套说法一进来就有人接。要说清一层:最初把这套说法传开的那几个人成分很杂——有落第的、开馆教书的,也有烧炭上山的。其中有些人不是活不下去,是在本地始终排不进去。

它建了一个什么

起事两年多之后,他们沿江东下,占了南边那座旧都,改作京城,此后又打了十一年多,前后跨了十四个年头。

要问的是:他们在那里建了什么。制度上它设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官名爵位,另造历法,另铸钱,另开科举——考的不是那些经书,是他们自己那几部书。它颁过一份把天下田地按人口均分、丰歉相通的章程,后来被反复引用;可它基本没有推行,实际收的仍是照旧的钱粮,只换了名目。后期另出过一份主张学外国办法的纲领,同样没有推行,却是后来说这场运动带有新意的人最主要的依据。

社会上它做过几件很激烈的事:一段时间里男女分营而居,家庭被拆开;财货收归公库,不得私藏;禁烟、禁酒、禁缠足、禁买卖人口。这些有的只行于一时一地,有的行了几年。

还有一件必须说:它对所到之处的寺观祠庙与旧日经籍取的是清除的态度,对不肯从的士人也少有容留。这恰恰把一大批本来对朝廷未必有多少感情的读书人推到了它的对面。后来带兵剿它的那个人写檄文,主打的不是忠君,是这一条。

现在说评价。这件事到今天聚讼纷纭,主要有五种读法,本讲把它们并排放着。

第一种把它读成一场农民战争:反对沉重的赋役与外来的侵夺,那份均田章程是纲领。证据是参与者主体的成分与那份章程;弱点有两条:章程基本没有实行,它自己在占领区照旧征收;而最初把它传开的那些人,处境与参与的主体并不一样。

第二种把它读成一场邪教之乱:一套外来教义的粗糙变形,加上大规模的破坏与杀戮。证据是它的教义、清除庙宇经籍的做法与战争造成的极大死亡;弱点是它回答不了这套说法为什么聚得起那么多人、维持得了那么多年。

第三种把它读成一次生存危机借着教门组织起来:土客之争、矿场失业、会党、天灾,这些在起事之前就在那里,那套教义是把它们串起来的绳子。证据是前面说的那些起事地的社会状况;弱点是它把信仰整个当成外壳,而当时人未必这样分。

第四种把它读成一次本土化的千禧年运动——一套讲末世与救度的说法在一个特定社会里落了地。证据是它与上上一讲那些教门在形式上的连续;弱点是形式相似不等于成因相同,它解释得了这场运动长什么样,解释不了为什么偏在那一时那一地爆发。

第五种把它读成一场推翻异族统治的民族革命。证据前面给过:斩妖的名单里,官府与旗人排在庙宇之后的第二批;起事之后公开传布的檄谕拿衣冠发式说事;后来的革命者也公开自认接续这一脉。弱点有两条:它给自己的正当性语言主要是宗教的,妖的名单上本地庙宇与士人同样在列;而这一读法有相当一部分是后人回头追认。

本讲取第三种作线索,因为它接的是上一讲与上上一讲那条线;代价是把信仰本身的分量说轻了。至于死伤,各家估算差别极大,本讲不给数目;可以确定的是,这十几年死的人极多;通行的看法是,死于饥荒与疫病的多过死于交战的——这一条不出自那套册子的对比,交战双方都有过大规模屠戮。

为什么打了十四个年头

上上一讲已经把答案的一半交代了。那一讲说,那九年当众证明:面对一种在山里流动、没有主力可击的战事,这个王朝的常备军已经不能独力了结,真正管用的是临时招来的人——那一讲同时声明,这不等于说它全无战力。那一讲还说,团练那条路被当着所有人的面走通了一遍,办法留在那里,等着下一次。

这一次就是下一次。这一次是另一种战事——对方有都城、有主力、有正面会战。可结果一样。

起初朝廷仍旧调常备军去打,两年多节节败退。到这时候,朝廷把上一次那个办法又拿了出来,而且用得更重:明令各省在籍大员就地办团练。上一次是默许,这一次是下令。

结果是一支样子完全不同的军队。这些规矩不在那道令里,是带兵的人自己立的:带兵的自己挑营官,营官自己招兵,兵多是同乡同族;粮饷不由朝廷发,由带兵的自筹;这支军队认的不是管兵那个衙门的印,是那个招他来的人;而且自成一军,能拉出本省去打。

一开始它也打不过,真正站住用了好些年,中间几次几乎全军覆没。

它靠什么站住。一是水师:那条大江是这场战争的主轴,谁掌江面谁就能运粮运兵。二是不急于决战,占一处修一处营垒,围城可围一两年,用消耗换伤亡。三是那套认人的编制——同乡同族,一营打光由原籍再招,士气与补充都靠这层关系撑着。

后来又有第二支同类的军队起来,办法一样,只是更肯用新式枪炮。

再加上一件事。内战打到中段,外面又打进来一次:京城被占,皇帝出走,另订一份新约——上一讲说的那件商品,正是在那一场中途被写进税则准许进口的。而新约订完之后他们的态度变了:原先在两边之间观望,此后倒向朝廷——要拿到新约里那些东西,得有一个签了字又还站得住的对手。他们出过枪炮与教官,也参与过几处守城作战;这一层不要说过头:那几支军队的战力主要不是外面给的。

还有另一半在起事这一方自己身上。定都三年多之后他们内部火并了一场,几个最能打的首领死的死走的走,领头的那一层再没有补齐;此前又分兵北上,孤军深入,后援接不上,全军覆没。一支起于流动的队伍坐下来之后,最要紧的那一样——统一的号令——反倒不如从前。

前后十四个年头,那座京城被攻破。

兵、饷、官:三样东西的位置变了

打赢了,可打赢的办法把三样东西挪了位置。

第一样是兵。此前的常备军兵籍在册,饷由朝廷发,将领由朝廷派,部队与将领可分开调动。这一支不是:将由帅选,兵由将招,将领一走那一营往往就散。

第二样是饷。自筹的钱从哪里来?答案是一种新税:在水陆要道设卡,货物过一处抽一次,税率不高,胜在处处都收。这笔钱各省自设局、自派人、自支用,多不解京,也不入原来的正项。

这一条要放在本卷的线上才看得明白。本卷讲那一百三十多年的那一讲说过,这个王朝把最大一笔收入钉在册上的地亩上,那个数字长不动;上一讲说过,此后最有指望长起来的那一项,税率又不能自定了。现在又一笔新的收入出现了,长得很快——可它从一开始就不在中枢手里。

第三样是官。打仗要用人,用人要给出路,于是保举大开:立功的不管有没有功名都可保一个官;为筹饷又大开捐纳,出钱也能得官。战后各省实缺里,出身行伍、幕府与捐班的占了相当一部分。更要紧的是最上面那一层:几个要紧省份的督抚由带兵的人出任,一省的兵、饷、用人合到一个人手里。

这个形状本系列见过。卷四末讲说过,朝廷为对付跨州流动的起事把地方军政大权集中到州一级;那一讲的判断是,这在军事上是对的,后果是那些人成了掌握数郡兵民财赋的实权者。上上一讲那一次朝廷让出的只是招人打仗这一项权柄;这一次交出去的是三件,合在同一个人身上。

打赢之后为什么没有裂开

按卷四末讲那个形状,接下来应该是分裂。

可这一次没有。仗打完,那支最大的军队由带兵的自己上奏裁撤,遣散了绝大部分;他交出兵权,此后主要做文官,虽然后来还奉命督师打过一场。别的几支也陆续裁减。此后几十年,没有一个督抚举兵向阙。

为什么?本讲给三条原因,不排先后。

其一,那些人要的东西不在那条路上。最上面那几个都有科举功名,一生的名分、家族的位置、身后的评价都系在这套体制的承认上;做名臣与做藩镇是两条路,他们从一开始走的是前一条。

其二,这套体制留了后手。朝廷仍掌着任命:督抚可以有兵有钱,可位子是朝廷给的,也可以由朝廷调走——要紧的不是有没有任命权,是这道任命还调得动人。此外几支军队分属不同的人,彼此并不服气。

其三,他们当时还需要这个朝廷:外面那几方是与朝廷签的约,一个自立的督抚既得不到外面的承认,也压不住本省的士绅。

这三条都是本讲的推断。当时人留下的话里说得最多的是忠;本讲不打算替他们把这个字换掉,只想指出,即便忠是真的,它也需要另外几样东西托着才兑现得了。

人退了,结构没退

这一节说本讲的落点。仗打完之后,那几个人确实退了;可他们带来的那套东西没有退。

兵这一头:旧编制虽还在册,可此后要打仗靠的主要是这一路募来的军队——那支最大的裁了,第二支同类的留了下来。军队与人的那种关系从此成了常态。

饷这一头:那种设卡抽税的办法战后没有取消,反而推向全国,成了长期的大宗收入,大头留在各省。代价是关卡越设越密,商货一路被扣,沿途也扰民。中枢另有一项由外人代征的海关税还算实收,可要办大事,此后越来越多地得向各省商量。

官这一头:督抚兼掌兵、饷、用人的格局留了下来,保举与捐班出身的那一大批人也留在官场里。

于是出现一个形状:朝廷仍在最上面,任命仍出自它,可它办要花钱、要用兵的大事,多半得先问几个省的督抚肯不肯。

这个形状本系列也见过。卷六讲藩镇那一讲说过北方东部那几片:不上供赋税,不申报户口,长官死了由部下或儿子接替、朝廷事后追认,可它们始终要朝廷的一纸任命。本讲的看法是,那也不是分裂。差别在三处:那几片的位子自行接替,这一次的督抚说调走就调走;那几片不解赋税,这一次仍解正项;那几片是既成事实逼朝廷追认,这一次是朝廷自己交出去的。

而这几十年恰恰又是这个王朝看上去在恢复的几十年:内乱平了,西边失地收了回来,办起造船厂、机器局、电报、轮船与新式学堂,派出留学生;中枢那一头也添了一样,就是京城被占那一场之后设的那个专办对外交涉的衙门。这一段后来被称作中兴。

新事业要说准分寸。它们是实的:船造出来了,枪造出来了,电报线架起来了,留学生也真学成回来了。可厂局与学堂这一头几乎全出自那几位督抚的地方经营——一个厂归一个人管,彼此不通有无,没有一份全国的章程统起来。

中兴这个词值不值得用,本讲的看法是:就止住崩溃而言当得起,就恢复而言当不起。它恢复的不是原来那个结构——原来那个结构里兵、饷、官都在中枢手里,如今各分了一块出去,而分出去的那一半是靠打赢一场内战挣来的,收不回来。

争议与存疑

第一,那场内战该怎么定性。本讲并排给了五种读法,取第三种作线索,代价上文已交代。要补一句:这五种并非互相排斥,多数研究几种兼取,分歧在于分量。

第二,死亡人数。各家估算差别极大,且多依赖战前战后户口册的对比——那些册子在战乱中大量失效,减去的数字里有多少是死亡、多少是流亡脱籍,分不开。本讲不给数目。

第三,那份均田的章程。本讲说它基本没有推行,这是较通行的看法;也有意见指出,若干时段与地区有过局部推行的痕迹,只是不成体系。

第四,外面那几方的作用。本讲说他们的介入影响了内战后段的走向,但那几支军队的战力主要不是外面给的。两句都有人反对:一说分量被低估,一说被高估。本讲取中间,依据是他们直接参战的规模与时段有限。

第五,为什么没有裂开。本讲那三条都是推断。也有意见认为最要紧的是财政上的相互依赖;本讲写在其二里的那条派系分立,也有人认为该单列。本讲不选最要紧的一条。

第六,那种设卡抽税的办法怎么评价。一说它是救命的财源,没有它内战打不下来;一说它层层设卡、阻滞商货、扰民极甚。两说都有材料,本讲都写。

第七,中兴这个词。本讲说止住崩溃当得起、恢复当不起。也有意见认为新事业规模有限、多为应急,连止住崩溃也主要靠内战结束;还有意见认为这一段要放到更长的时段里看,那些厂局与学堂是后来一切的起点。

第八,本讲那个三样东西位置变了的框架。这是本讲组织材料的判断,不是当时人的表述。风险是把几十年里各有成因的变化说成同一件事:设卡抽税起于筹饷的急需,保举大开起于用人的急需,未必出自同一个考虑。

一场胜仗留下的东西

回到最初的问题。

一场把大半个南方打烂的内战,怎么会被称作中兴。答案是:它没让这个王朝亡掉,而且在它之后,这个国家开始按外来的样子、用机器成规模地造船造枪。这两件都是实的。

可赢的方式改变了赢家。

上上一讲说过一句话:那条路被当着所有人的面走通了一遍,办法留在那里等着下一次。这一次是有人需要了,而且用得彻底得多——上一次朝廷让出的只是招人打仗这一项权柄,这一次连钱和用人一起交了出去。

而交出去的东西收不回来。那些人可以交回兵权,可他们打出来的那套办法不会跟着交回去:军队从此认人,钱有一大块留在省里,官有一大批不出自考试。这个王朝赢了这场仗,代价是自己变成另一个样子。

三十年后,同一批办法造出来的军队与舰队要去打一场对外的仗。那一仗打完,这个国家会发现,这三十年办的事合起来仍旧不够。那是下一讲,也是这一卷的末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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