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前面几讲的线索，大体都在朝堂上：撤掉一个位置、把事拆成三方、再由一个人把三方串起来。讲永乐那一讲是个例外，可它讲的那几件事也是朝廷做的。
这一讲换个方向。
因为这几十年里最要紧的变化，几乎没有一样发生在朝堂上。它们发生在海上、在几条河的两岸、在书坊里、在讲学的院子里。朝廷对其中一部分不知情，对另一部分知情而管不着，对剩下的一部分则是明令禁止而禁不住。
上一讲结尾说，那次改革之后再没有人敢那样办事，这个王朝最后几十年的政治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完的。要紧的是，就在同一段时间里，这个国家的另一些地方相当热闹。
先把这几样东西摆出来：海外的白银大量流进来；南方几处地方的织造、瓷器与市镇兴盛到前所未有；读书人多得远超过官位；讲学与结社成风，有人开始说一些从前不会说的话。
这四样常被合起来读成一件事，说这是近代的前夜。这个读法后面要拆开看。先一样一样说清楚。
先说最要紧的一样。
上一卷讲驿站与白银那一讲说过，以白银作为价值尺度的习惯是接过来的，不是这个王朝造的；那一讲还说，此后几百年的大额交易、财政收支、赋役折纳用的都是银，而这条线要一直贯到本系列的最后两卷。
现在到了这条线最关键的一段。
这几十年里，海外的白银开始大量流进来，主要走两条路：一条从东边那个岛国来，一条从南边海上那个由西人经营的中转港来，而那个港口背后是新大陆的银矿。流入的数量各家估算差别极大，本讲不给数字，只说一件可以确定的事：多到足以改变这个国家的交易方式。
这件事和上一讲那套赋役办法互为条件。折银办得成，是因为民间有银可用；而朝廷一旦把大部分赋役折成银子收，等于给白银加了一个年年都有的刚性需求。两件事互相推着走。
现在把这个局面说准，就会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
这个王朝的价值尺度是银。可银不是它铸的——朝廷不铸银币，流通的是成色不一、要称重要验色的碎银。银也不是它出产的——本土银矿的产量远远不够。银更不是它放进来的——它长期在名义上禁止民间下海通番，白银是顺着走私、朝贡贸易的缝隙和后来开的一处口子流进来的。
也就是说：一个把人和地一块一块登记造册、把中间那一层削了又削的王朝，把自己的货币交给了它既不铸造、不出产、也不控制的地方。
这不是谁的疏忽，是一串各有道理的决定叠出来的结果——纸钞早已崩坏，铜料一直不够，财政要一个便于长途解运的东西，而银恰好现成。每一步都合理，合起来却造出一个要害：这个国家的钱够不够用，取决于几条它管不着的海路通不通。
这一条现在还看不出坏处。它的后果要到下一讲才发作。
第二样是那一小片地方。
卷七讲南宋那一讲说过，经济重心的转移到那时候才算真正完成，南方不只是钱粮的主要来源，而是政治、文化、人口的中心本身。这几十年里，那一带又往前走了一步，而这一步的性质与此前不同。
此前的富庶主要靠农业：田多、水利好、亩产高。这一次多了一样——一大片地方不再主要种粮食了。
一带地方改种棉花，织成布，行销全国；另一带地方养蚕缫丝，织成绸缎，一部分出海。还有一处专烧瓷器，供给全国之外还大量装船运走——那一处并不在这一带，而在内地，隔着好几百里；出海的货是从各处汇到几个口岸的。这几样合起来，使那一带出现了此前没有的东西：许多人不种地也能活，而且活得比种地好。
于是市镇多了起来。它们不是州县衙门所在地，也不是军事据点，是因为一样货聚在那里而长出来的；多半没有城墙，往往也没有像样的衙门，管事的是行会、宗族和几户大商人。
钱也开始有别的走法。几处商帮把货和银在南北之间调来调去，同时经营存放与借贷。上一卷讲元朝的中国那一讲说过，那个政权用过一批替它理财、替它做长途贸易的人，而那一层是依附朝廷的。这一次不同：这批人不是朝廷派出来的，是自己长出来的。
要说清楚的是范围。这一切集中在很小的一片地方。同期北方大部分州县仍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赋役沉重，灾荒频仍。这个国家在这几十年里实际分成了差别极大的两半。这一点在下一讲会变得非常要紧。
第三样是人。
这几十年里读书应举的人极多。印本书便宜了，塾馆多了，供一个孩子读书成了普遍的选择。可另一头没有跟着变：科举的名额基本没有增加，官位的数目也没有。
于是出现了一批人数极大的中间群体：读了一辈子书，用不上。他们多半不种地，不经商，也当不上官。
这批人得找事做。于是他们教书、著述、刻书、写状纸、当幕僚，参与地方公事——修桥、办义仓、调解争讼、编地方志。在很多州县，实际经手地方事务的是他们，不是那个几年一换的知县。
而其中一部分人开始讲学、结社。
本卷开头那一讲说过，那位开国者最不信任的是中间那一层。两百年后，一个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中间层长了出来——不是包税的人，不是里甲，是一大批有文化、有闲暇、有地方声望、而朝廷给不了他们位置的人。
这批人后来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在思想上往前走了几步，那是下一节。另一件是把讲学变成了议政——书院里评点朝政、臧否人物，渐渐形成声气相通的一批人。本卷讲内阁与宦官那一讲说过，这个体制里最有效的攻击是说对方没有资格；而这批人手里恰好有一样别人夺不走的东西：清议。他们不在位置上，因此不受位置的约束。
朝廷对此很不安。上一讲那位当国的人就下过一次令，毁天下书院、禁讲学；可禁过之后又起来，因为造出这批人的那些条件一样也没有变。
第四样是话。
卷七讲理学那一讲说过，那套学问把功夫下在人身上，认为真正要紧的不是法令而是人本身。本朝中期，那条路上出了一个变化：有人提出，判断是非的根据在每个人自己心里，不必事事去经典里找。这套说法在此后几十年里流播极广，到这几十年被一批后学推到了它的边上。
这个说法本身不算离经叛道——它仍然在同一套语汇里，仍然谈圣人、谈天理。可它有一个不容易关住的口子：如果人人心里都有那把尺子，那么一个不识字的人、一个做买卖的人、一个女人，凭什么就比读书人差。
于是有人真的顺着这个口子走下去了。有人到市集上对着贩夫走卒讲学；有人写文章说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人各有各的好恶不必强求一律；有人重新评点历史人物，把史书上的定论一个个翻过来。其中最激烈的那一位，晚年被人以惑乱人心的罪名下狱，自尽在狱中。
同一段时间，另一件事也在发生。几位从西边经海路来的传教士到了这个国家，带来了历算、地图和几何。有士大夫与他们合译书籍，其中几位还受了洗。
这些确实是松动。但要把松到哪里说清楚。
松的是评判的口径——什么可以说、可以由谁说。没有松的是别的：没有人提出过另一种政体，也没有人主张这个位置可以不由一个人坐。士人这一层尤其如此：那些书院、结社、商帮都很活跃，可它们从不宣称自己独立于朝廷之外；恰恰相反，它们中最有声望的一批人念兹在兹的，是回到朝堂上去。
现在回到第一节留下的那个问题。
把这几样合起来读成近代的前夜，这个读法从上一个世纪起就很流行，今天仍然常见。它的证据是实在的：雇佣劳动、长途贸易、白银货币、市民生活、思想上的个体倾向，这些确实都有。
反对它的意见是第二种说法，同样有力，大致有三层。
第一层说，这些东西在此前的几个朝代也出现过，规模有大小，性质没有不同；把它单挑出来说成前夜，是先有了结论再去找证据。
第二层说，这些变化局限在很小的一片地方，而且始终没有改变那个更大的结构：土地仍然是最主要的财富，做官仍然是最好的出路，赚了钱的商人最想做的事是买地和供子弟读书。
第三层最要紧：它质疑前夜这个说法本身。说是前夜，就预设了后面必然要来的那一天，也预设了历史只有一条路可走。可这几十年之后来的不是那一天，是下一讲要讲的事。用一件没有发生的事去命名一段发生过的事，本身就是一种倒推。
还有第三种说法，它同时反对前面两种。这一派认为，直到此后一百多年，那一小片地方与西边最发达的一小块，在若干可以对比的指标上差距还相当有限；后来分道扬镳另有别的缘故，未必要到这几十年里去找根子。按这个说法，前夜与停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都预设了一条必然的路。它的弱处也在这里：拿来对比的那些指标怎么选、数字从哪里来，本身就是一场没有了结的争论。
三方看的往往不是同一样东西：说有的看江南那几个府，说没有的看整个国家，第三种看的是更长的时段。三方的证据都是真的。
本讲下面两节取的是第二种读法——把这些松动放回整个国家和这个体制来看。要说明的是，这是一种取舍，它的代价是会把江南那几个府自身的分量说轻；换一个分母，那几个府的产出与人口都相当可观。
这几十年留下一件确凿的事，而它对下一讲最要紧。
这个王朝对上面那几样东西，几乎都没有伸手。
白银大量流入，它没有铸银币，也没有设一个管银的衙门，也没有从这条线上收到多少税。市镇兴起，它没有把这种新聚落立成州县，那里的赋役仍按旧的乡里编制摊派。海上贸易做得很大，它长期在名义上禁止，后来在一处开了口子收些税，数目相对于那笔贸易微不足道。那批过剩的士人在地方上办了许多实事，可这些事没有一样是他们的职分，出了事朝廷也不认。
最像例外的是这一件，而它恰好说明了问题。断限中段起，朝廷派内官采矿征税，税一直征到末年，江南一处织造重镇还为此闹出过大乱子。这一次是伸手了，可伸的是手，不是章程：派的是内官不是有司，钱直入内库不入国计，办法是硬取，不是把这些行当管起来。皇帝一死就停，什么也没留下。
本卷讲永乐那一讲把开国那套设计概括成一句话：方向整个是内向的，把人和地一块一块登记在册，把这个国家做成一件可以被一双眼睛看住的东西。两百年后，这个国家最有活力的那些人，做的恰恰是那双眼睛认不出的事。
这不只是收不上税的问题，尽管那也是个问题。更要紧的是：一个体制如果长期不去接触自己社会里最活跃的那一部分，它就不会积累关于那一部分的知识，也不会长出应付它的手段。等到有一天必须去接触了——比如需要从那里筹一大笔钱，或者那里出了乱子——它手里除了老办法，什么也没有。
这就是这几十年真正埋下的东西。不是萌芽，是一道缝：这个国家最能出钱的地方和这个朝廷最会用的办法，中间隔着一道它从来没有跨过的缝。
第一，白银流入的规模。各家的估算差别极大，所依据的材料也不同——有的从海外的输出记录推算，有的从这一边的物价推算。本讲只说数量大到足以改变交易方式，不给数字。
第二，白银与物价的关系。一种意见认为大量流入抬高了物价；另一种意见强调同时期人口增长与商品化本身也在推高需求，白银只是其中一因。这一条至今没有定论。
第三，那些市镇里的雇工关系。有记载显示存在按日计酬、成规模雇人的作坊；至于它在整个手工业里占多大比重、是不是一种稳定的制度，材料不足以支撑一个整齐的判断。
第四，本讲第六节末尾声明取的那一种读法。选它的代价第六节已经说了；这里再补一句：三种说法之间的分歧，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史实之争，是尺度之争——看几个府还是看整个国家，看几十年还是看几百年，得出的结论就不同。谁也没有办法证明哪一把尺子才是对的。
第五，那套讲良知的学问与后来那些激烈言论的关系。一说后者是前者的合乎逻辑的推演，一说后者是对它的偏离，当时同一学派内部就为此争论不休。本讲第五节按前一说叙述。
第六，那位下狱自尽者的定性。他被治罪的直接理由与他的学说之间关系有多紧，各家判断不同；也有意见认为其中主要是地方上的人事纠纷。
第七，传教士带来的那些学问的影响范围。参与译书的士大夫人数不多，那些书的流传也有限；把它说成一次广泛的知识输入，超出了材料能支持的程度。
第八，书院与结社的政治性质。一说他们是一批有共同主张的清流，一说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地方利益集团，讲学是它的外衣。这场争论从当时一直延续到今天，两边引的都是同一批材料。
第九，本讲第七节那个判断——这个体制几乎没有接触最活跃的那一部分。这是本讲用来组织材料的框架。它的风险是把不作为读成一种一贯的选择，而事实上其中几件是争过、试过、没做成。
回到最初的问题。
这几十年里松动的是什么。是钱的来路、是活法的种类、是可以说出口的话的范围。这三样都真的松了，而且松得不小。
那为什么没有变成一次转向。
答案不在那些松动本身，在它们与这个体制的关系上：它们不是这个体制打算造出来的，也没有被它接住。册子上有这些人，可册子认不出他们在做什么。
这里可以看到这一卷那条线走到了哪里。开国者要的是一件可以被一双眼睛看住的东西，为此他把人和地登记得极细。两百年后，这个国家最有钱、最会做事的那一部分，做的多是那双眼睛认不出的事。
这不是因为那双眼睛闭上了，是因为它当初就没打算看这些。本卷开头那一讲说过，那次重造册子是人户按种类造册。册子上确实有分类——民、军、匠各是一栏。可那套分类按两百年前的活法定下，此后世代相承，登记的是祖上被编成了什么，不是眼下这个人靠什么吃饭。一个织工可能挂在民户名下，一个跑长途的商人在册上仍是某乡某里的一丁。
于是这些人对朝廷来说是存在的，可他们正在做的那件事不存在。那件事在册子上没有形状，朝廷就收不到几个税，也调不动人，出了事不知道该找谁。
这几十年后来常被说成这个王朝最好的一段时光。就江南的市面、书坊的热闹、士人的自负而言，这话不算错。可与此同时，北边的边饷一年比一年难筹，北方的天在一年比一年冷，东北边外正在起来一个新的对手，而朝廷的缺官已经积了二十多年没有认真理过。
这几件事互相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直到有一年，它们同时到了。
那是下一讲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