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卷讲元朝的那几讲结束时留下一个问题，本卷开头那一讲给了答案的前半：开国者把最高位置底下那一层撤掉了，撤得很干净。可那一讲结尾也说，撤掉的是做那件事的位置，不是那件事——汇总要有人做，议定要有人做，把不该发的诏令顶回去也要有人做。
上一讲说，那几个在宫里值班、品秩很低、替皇帝拟议的位置，在迁都那一朝悄悄坐稳了。
这一讲说的是结局。那道被删掉的程序确实重新长了出来，可它长出来的样子，和原来那一道很不一样。它没有回到一个位置上，而是分成了两半，落到两批人身上。一批是替皇帝把意见先拟出来的文臣，一批是替皇帝把决定写下来的宦官。
这两批人合起来，就是这个王朝两百多年里权力实际运转的中枢。可开国时定下的那套官制里，没有一条写着他们是干这个的。
先把这道程序走一遍，因为不把它走清楚，后面所有的事都讲不明白。
一份奏章从地方或某个衙门发出，先到一个专管收发的机构登记，然后送进宫里。
第一站是那几个殿阁职位。他们看过之后，把该怎么处理写成一段话，写在一张小纸片上，贴在奏章上面。这一步叫票拟。
第二站是皇帝。奏章连同那张小纸片送到御前，皇帝认可就用红笔照抄一遍，不认可就改，或者发回去重拟。这一步叫批红。
第三站是发出。批过的诏令要经过六个稽核衙门抄发到该办的部门去。
这三步里，第一步和第三步都在文官手里，第二步在皇帝手里。听上去很清楚。
问题出在第二步的实际做法上。
奏章太多，红笔太慢。于是这支笔渐渐落到了替皇帝管文书的那个内官衙门手里：皇帝口头示下，或者在要紧的事上亲自动笔，别的由内官照着拟好的票依样写红。
到这里，那道被撤掉的程序就算重新齐了：有人议定，有人裁决，有人发出。只是议定的那一批没有宰相的名分，裁决的那一批不在文官那套铨选与考核里。
一件事值得停下来想。开国者要的是没有人能占住那个位置。结果是：确实没有人占住它，可它被拆成两块，一块给了没有名分的文臣，一块给了不由科举与铨选进来的内官。
这不是偶然，也不是哪一位皇帝偏爱身边人。它是被两个条件夹出来的。
第一个条件是量。本卷开头那一讲说过，一个人处理不了一个大国全部的日常政务，这不是勤勉的问题，是量的问题。皇帝必须找人替他下笔。
第二个条件是不能找文臣。让拟意见的人同时有权写下决定，等于把丞相原样还回去，而再设丞相是祖训里明令禁止的。
于是替皇帝下笔的人必须同时满足两样：足够贴身，而且绝不可能自立。
卷四讲党锢与黄巾那一讲已经把这个道理讲透了。那一讲说，宦官能成为一支力量，不只是因为亲近：他们没有家世，没有举荐的恩主，也不可能自己坐上那个位置，因此在皇帝眼里最不构成威胁；而这既是他们被起用的理由，也是他们一旦得势就难以用常规办法制约的原因——制约一个官员靠的是仕途、名声和家族，这三样都拿不住宦官。
这一次用的是同一条理由。
不同的是多了一步。前面几朝也有识字通文的宦官，可那多半是个别人的际遇。这个王朝在宫里专门设了学堂，挑年幼的内官读书，请翰林去教——把一整批人成体系地教会读书写字，是这个王朝的新办法。
这一步分量很重，常常被一句带过。会读书的宦官才看得懂奏章，才写得了批语，才能在文书这条线上真正接手。设学堂这件事，等于把宦官从近侍改造成了办事的人。此后这个衙门的头几个位置，多由能看懂政务的人担任；内官这一边也就有了自己的一套等第与升迁，有人从小入宫，读书、当差，一级一级升到掌笔的位置上——这条路可以拿来与科举对看，虽然两者并不真是一回事。
不管当初打的是什么算盘，结果是这样：一个不肯把宰相之权交给文臣的王朝，自己养出了另一批能掌权的人。这是这一段制度史上很值得记的一处。
讲到这里，通常的讲法会把这一朝和前面两次并列，说宦官之祸历朝最烈。这个并列要拆开看，因为三次拿到手的东西并不是一样的。
卷六讲藩镇与两税法那一讲说过，那场大乱之后朝廷手里没有可靠的部队，于是重建了一支直属的禁军，而统领这支军队的是宦官。那一讲还提醒，这件事通常被讲成皇帝昏庸亲近小人，其实是个制度问题。那一次宦官拿到的是兵。拿到兵之后，此后几位皇帝的废立由这批人决定。
卷四讲党锢与黄巾那一讲说的是另一样。那一次士人一方并非手无寸铁，他们缺的不是手段，是最终的裁决权——谁去谁留由皇帝定，而皇帝的耳朵在对方那里。那一次宦官拿到的是皇帝的信任与人事。
这一次拿到的是那支笔——还有别的：提督侦缉刑狱的衙门、出任监军与各处镇守，断限末年还派出去管矿税，其中一部分是带兵的。可这些差事都是一件一件派下去的，没有一样固化成一支只听命于内官的常备军。
笔和兵不一样。兵一旦交出去就很难收回，收回要靠另一支兵；笔不是，笔是一道旨意就能收回的东西。
事实也是这样。这个王朝几个最跋扈的内官，权势之盛都到过一手遮天的地步，可垮得都不难：多数是一道旨意下来，随即被清算，党羽尽去。有一次是他失势之后其党羽被群臣在朝堂上当场打死的，也有一次他的嗣子索性带人在都城起兵，攻烧宫门，事败之后他自己被处极刑——可这两次都没有改变结局的方向，起兵的那一次前后不过一日。
而更要紧的一条是：这一朝始终没有出现前面那一次的局面——由内官决定谁上谁下、成为一朝的常态。内官参与过最高位置的更替，其中一次还是主谋之一，可那是一次性的政变，不是一套可以反复动用的办法。
所以这一次的形状要这样说才准确：宦官不是皇权的对手，是皇权伸出去的一只手。把它读成宦官篡夺了皇帝的权力，方向就反了；真实的情形是皇帝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借出去，而借出去的东西他终究收得回来。
这不是替谁开脱。借出去的那部分权力落在具体的人身上，办出来的事一样是真的：诬狱、罗织、勒索、把持人事，在地方上则是镇守与税使的层层需索，这些在记载里成篇累牍。要区分的只是它的来源和它能走多远。
如果只有拟票和批红这两边，这套东西早就散了。它能撑住，靠的是第三方。
第三站上那六个衙门，就是这一方。这个王朝在六个部之外，各配了一组品秩很低的官，专管稽核这一部的公事。他们官阶不过七品，可手里有一样很硬的权力：已经批红发下来的诏令，他们认为不合规矩，可以退回去。另有一批专管弹劾的官，谁都可以参。这两批人合称科道。
这一层和前面两方正好相反：它写在开国时定下的职掌里。凡有诏令颁行，大事覆奏，小事签发；发现不合规矩的，封还上奏。驳回是他们的本职，谁也不能说他们越权。三方之中，唯一有明文的那一方，恰恰是品秩最低的那一方。
本卷开头那一讲说过，议定那个环节被删掉之后，诏令在发出之前就不再经过任何一道负有说不之责的手续，顶回去这件事只剩下个人的勇气，而个人的勇气不是制度。这里要补上一句：那一讲说的是发出之前；发出这一关上的那一道一直写在职掌里，落在这批品秩最低的官身上。
文官这一边还有另一样，科道也在里面。要紧的位置出缺，照惯例由几个衙门的堂官会同科道推举，把人选报上去请皇帝点。这个办法不见于开国时的条文，是后来长出来的；它一旦成了惯例，皇帝就很难再把某个位置随手给某个人，而拟票的那几个位置，后来也是这样产生的。于是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局面：那几个没有名分的位置，进人的路却比许多有名分的位置更规范。
不过它和原来那一道不是一回事。原来是把不妥的诏令拦在批下来之前，拦的人是宰相；现在是在批下来之后封还，封的人是七品官。职掌上都是本职，分量却不一样：拦在前面的那一道，皇帝还没有开口；封还的这一道，等于当面驳回已经说出口的话。所以这条路上出了这个王朝很多硬骨头，也出了很多被杖责、被贬、被杀的人。
把三方摆在一起看，会看到一个相当稳的结构。
拟票的一边有议定之权，没有裁决之权。下笔的一边有裁决之权，没有议定之权——票是别人拟好的，他照着写。科道有驳回之权，没有办事之权。
而且三方谁也长不成第二个宰相。拟票的没有名分，下笔的不由铨选进来、不对朝臣负责，驳回的品秩太低。
这就解释了这个王朝一个常被当作笑谈的现象：有几位皇帝长期不见大臣，甚至多年不上朝，可税照样收，仗照样打。这不说明皇帝不重要，恰恰说明这套办法把皇帝需要亲自出面的场合压到了最少——它只要求他在最后一道上点头，而点头这件事，可以由别人代笔。
代价是：一旦皇帝连点头都不管，这台机器就没有终审。三方各自的权力都是残缺的，谁也不能单独做完一件事；顶上那一端一旦空着，三方就只能互相消耗。
这套办法最深的代价，不在办事的快慢上。
第一层是责任。没有人负全责，就推不动一件真正的大事。这句话本卷开头那一讲说过，可它说的是另一个王朝的代价；那一讲还特意说过，这一次责任集中得不能再集中。绕了一圈，如今三方分着担，效果反倒与没有人负责相去不远。
第二层更要紧。因为这三方手里的实权都大过它们纸面上的名分——拟票的不是宰相，下笔的不由铨选进来，驳回的不过七品——所以一旦争起一件事来，最有效的攻击往往不是说这件事不该办，而是说你没有资格办这件事。
于是这个王朝的政治有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名分之争多得出奇，而且往往从一件小事起头，越争越大，最后变成一场关于谁该听谁的大战。争的双方各有各的道理，因为拟票那一边的职掌本来就没写清楚——它没法写清楚，写清楚了就等于承认有一个丞相。
第三层最隐蔽。这套办法把皇帝从日常政务里抬了出去，同时把他抬得更高。他不必天天办事，可每一件事到最后都要以他的名义定下来。于是这个位置同时变得更闲和更重：闲到可以几十年不见外臣，重到没有一件事能绕开他。
一个位置越是不可绕开，围绕它的争夺就越是集中在离它最近的那几尺地面上——谁能进那间屋子，谁能在哪个时辰递上哪一份文书。本卷开头那一讲结尾说过的正是这个。
第一，票拟与批红成形的时间。这套走法不是一次定下来的，是几朝之间逐步固定的，各家给的时点不同，早的系在迁都那一朝，晚的系在其后两三朝。本讲只说逐步固定，不给年份。
第二，宫中设学堂教内官读书这件事的用意。一说是为了让他们能办文书，一说是为了让他们知书识礼、便于约束。两说的材料都不足以排除对方，而结果是清楚的：此后掌笔的内官多数通文墨。另须说明，设学堂在迁都那一朝之后两朝；正文不点朝代，只说它属于这个王朝。
第三，批红究竟有多少出自皇帝本人。这个比例无法确定，而且各朝差别极大。本讲说的是这套办法允许代笔，不是说皇帝从不亲批。
第四，那几个最跋扈的内官垮得都不难。这一点事实清楚；但把它读成宦官权力全部依附于皇帝，是本讲的推论。也有意见指出，其中几次的倒台是外朝长期经营的结果，只是最后一击由皇帝下达；本讲第四节提到的那两次——党羽在朝堂上被当场打死、嗣子带人在都城起兵——也说明这个过程并不总是一道旨意那么干净。
第五，本讲说这一朝始终没有出现由内官决定谁上谁下的常态。要说清楚的是，内官参与最高位置更替确有其事：断限之内那场复辟政变，主谋里就有一名太监，结果是在位的被废、太上皇复位；断限终点那一年围绕新君继位的一场风波里，也有内官起了作用。本讲说的是这类事没有变成一套可以反复动用的办法，不是说它没有发生过。
第六，科道的实际效用。驳回之权见于职掌，行使的例子也不少；可被驳回之后诏令仍然照发的情形同样有记载，各家对它到底挡住了多少差别很大。
第七，把三方读成一个互相牵制的稳定结构。这是本讲用来组织材料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表述。它的风险是把两百多年里差别很大的几段读成同一个形状——事实上这套东西在不同时期的重心相当不同。
第八，皇帝长期不见大臣这件事。它确实发生过，可它的原因、持续的方式、对政务的实际影响，各家判断差别很大；把它当作制度成熟的证据，与把它当作制度失灵的证据，材料都能找到。本讲取前一种作为叙述线索，不否认后一种。
第九，本讲对这一朝宦官之祸的定性。说它是皇权伸出去的一只手，不等于说它造成的伤害较轻。伤害的轻重与权力的来源是两个问题，本讲只处理后一个。
回到最初的问题。
那道被明令废除的程序，最后确实又长了出来。它长得比原来复杂：原来是一个位置、一道手续，现在是三方、五六道关口。它也长得比原来隐蔽：原来那个位置写在官制的第一页上，现在三方里只有品秩最低的那一方有明文，另外两方的实际权力，开国时那套官制里一个字也没有。
这里有一个值得停一下的地方。开国者废掉的不是权力，是名分。他没能让那件事消失，只是让做那件事的人失去了名义。
而一个没有名义的中枢，有两个后果。
一个是它更难被约束。约束一个丞相有现成的办法：他有职掌，就能被指出越权；他有廷议，就能被公开反对；他有名分，就要为名分负责。这三样，拟票的和下笔的都不完整；驳回的那一方有职掌，可它只有七品。
另一个是它更难被讨论。当权力的实际走向和纸面上的规定对不上，讨论政治就只能靠揣测——揣测谁得宠，谁失势，哪一份奏章是谁递的。这个王朝留下的政治记载里，这类内容多得惊人，而它们多数无从核实。后世讲这一段容易讲成宫闱秘闻，一半的原因在这里。
不过这套东西真正的性能，光看它平稳运转的年份是看不出来的。一台机器好不好，要看它被推到极限时的样子。
这个王朝出过一次这样的时候：一个人几乎把三方的力量同时握在手里，用它推动了一场这个王朝最后一次认真的改革。他做成了不少事。他死后不到两年，身后的名位被削夺，家被抄了，亲信一个个下去。
那是下一讲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