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卷结尾说过，接手中原的这个王朝对前面那一段的记忆极深，深到它有不少做法是针对那一段的。这一讲先把那句话拆开。
它要防的东西，可以列出四样，每一样上一卷都讲过。
第一样是继承。上一卷讲元为什么只有九十七年那一讲说过，那个政权在几十年里换了多次君主，其中几次伴着杀戮，有一次演变成两个都城之间的公开战争；而整顿财政的努力屡次半途而废，继位之争是常被指为原因的一条。
第二样是中间那一层。上一卷讲元朝的中国那一讲说过，那个政权用了一批替它理财、替它做长途贸易、替它做技术活的人；那一讲还说，包税是把某地某项税额一次性卖给一个人，此后收多收少都归他，于是来收税的不再是照章办事的官吏，是一个多收一分就多赚一分的人。
第三样是军队。世袭的驻屯部队在几十年里战力下降，点检缺额的诏令一道接一道。
第四样是账目。上一卷讲元为什么只有九十七年那一讲把钱单列为一件，其中说过一句要紧的话——朝廷的账目变得越来越不可靠。账目一不可靠，能收上来多少就全看经手的人。
这四样里的后三样合起来是同一件事：最上面那个位置和最底下的编户之间，隔着一层它管不住的东西。
而这位开国者的来路，恰好让他对这一层有过切身的经验。他出身在最底下那一端，见过的官吏、账册、灾荒与赈济，都是从被收税的那一头看过去的。这一点常被说成他的个人气质，可更要紧的是他把问题定位在了哪里——不是最上面那个位置不够强，是中间那一层不可信。
而他那些办法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把中间那一层压薄，压到不能再薄，最后干脆撤掉其中最要紧的一段。
开国的第十三年，出了一桩谋反案。中书省的长官以谋反罪被杀，牵连的人一批接一批，前后延续了十年。
案子本身的真伪历来有争论，留到存疑那一节说。这里要紧的是案子之后那一道处置。
朝廷罢掉了中书省，此后不再设丞相。原来归中书省统管的六个部，从此各自直接对皇帝负责。
这句话说起来平淡，分量要放回前面几卷里才看得出。从设丞相算起，最高的那个位置底下一直有一个总揽政务的职位，或者一组承担同样职能的职位。它的名目换过很多次，权力时大时小，中间也有过被架空的时候，可它始终在。到这一次，它被取消了，而且不是空着，是明令不再设。
十几年之后定下的祖训里，还专门写进一条：后世子孙不许再设丞相，大臣敢于奏请设立的，处以重罪。
把一个职位的废除写进不许更改的家法，这在本系列前面几卷里没有出现过。
要把这一步说准，得先说清楚它不是什么。
它不是把权力从一群人手里收到一个人手里。那种事前面几卷发生过多次，每一次都是权力的消长，位置还在。它也不只是一次人事清洗，尽管它是在一次清洗中完成的。
它是把一个环节从流程里删掉。此前的走法是：各衙门办事，汇总到中枢那一层，中枢议定之后上呈，最高的那个位置可否。删掉之后，各衙门办事，直接上呈，最高的那个位置可否。
中间少掉的那一道，是议定。
卷七讲杯酒释兵权那一讲说过另一个王朝的办法。那个王朝也在防，防的是武人夺位。那一讲说，它那些动作有一个共同的形状：每一个位置都被另一个位置盯着，每一样权力都被切成两半。
切开权力这件事，这一次也做了，有些地方做得更彻底：地方上原来一个衙门管的事分给三个衙门，各管一摊，互不统属；带兵的与调兵的分属两处，这一条是沿用前面几朝的老办法。就切开这一层说，两次是同一路。
不一样的是切到哪里为止。
那个王朝切的是职权。那一讲说得很清楚：宰相的职权被切成几块，增设副职与他同署，军政与财政各归一个专门的机构，过去归宰相的那两块就此切了出去。可切完之后，宰相这个位置还在，几个人一起议、议定了一起上呈的那道程序也还在。卷六讲三省六部与律令那一讲说过，最高的那个位置从来不是一个人，好处是没有一个人能单独代表朝廷说话。职权可以一块一块切走，这道程序一直留着。
这一次切的不是职权，是位置本身。位置撤了，那道程序也就跟着没了。
于是所有的事，不论大小，最后都只有一个去处。
两种办法出自同一个动机，也都收到了它们各自想要的效果。可它们的代价落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前一种的代价，那一讲说得很清楚：没有人负全责，就没有人能推动一件真正的大事。后一种不在这里。这一次有人负全责，责任集中得不能再集中。它的代价在别处，下面几节说的就是这个。
最直接的代价当场就来了。
一个人处理不了一个大国全部的日常政务。这不是意志或勤勉的问题，是量的问题。
有一条常被引用的记载说，某八天之内送到御前的奏章上千件，所涉事项三千余条。这条数字出自后来的笔记转引，不见于正史本文，具体数目不必当真；可它指向的那个处境是真的——删掉议定那一道之后，原来在中枢被消化掉的绝大部分事务，一并涌到了同一张桌子上。
朝廷立刻开始找补。
先设了一批辅政的官，从民间选年高有德的人来充任，试了不到两年就罢掉。这批人不熟悉政务，也没有可以依托的衙门，帮不上什么忙。
接着设了几个大学士，分属几处殿阁。这几个位置品秩很低，职责是备顾问，不预机务。
这一步值得停一下。撤掉一个位高权重的职位，随即在身边设几个品秩很低的位置——看着矛盾，其实是同一个逻辑：活必须有人干，但干活的人不能有位。品秩低正是设计的一部分：这些人无论做多少事，都不构成一个可以与皇帝议价的位置。
这个安排在开国这一朝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补丁，人数很少，也不掌印。这里只记一笔：撤掉那个位置之后不过几年，朝廷就在给它找替手了。制度上被撤掉的东西，如果它对应的是一件必须有人做的事，那么它不会消失，只会换一个名目、换一个品秩、换一条进出宫门的路径重新出现。
撤掉中枢那一层，只是这个思路的一处应用。同一个思路还用在另外几处，每一处都可以对着上一卷的一样毛病来读。
对着账册那一样，他做的是重新登记。乡里按户编成一层一层的组织，若干户为一甲，若干甲为一里，赋役按这个次序轮流承担。人户按种类造册，田地丈量之后另造图册，一块一块画出形状与四至。册子定期重造，旧册留档备查。
卷二讲从封建到郡县那一讲说过，郡县这套办法真正起作用的是户籍、上计、文书和符信那几样；那一讲还说，它们表面上是用来管理地方的，实际上首先是用来管理官员的。这一次重造册子用的正是这个老办法，只是做得远比此前细密。
对着包税那一样，他做的是把征收这件事收回官府与里甲，不许承包给人从中取利。
对着军队那一样，他做的是把兵和户绑在一起。军人另立户籍，世代当兵，分驻各处的卫所，平时屯田，战时出征。这套办法的用意是让军队既不全靠国库养，也不依附于某个将领——兵是国家的兵，不是谁带出来的兵。这一条的形状值得记一笔：上一卷坏掉的那支军队也是世袭的驻屯部队，这一次用的是同一个办法，只是绑得更细——兵有军籍，地有屯田，人有册子。
对着继承那一样，他做的是把嫡长这条规矩写死，同时把儿子们分封到各地为王，北边几处要地的那几个还领兵。
最后这一条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和前面几条的方向不一致。前面几条都是不信任中间那一层，要么撤掉，要么用册子看死。这一条却是把兵交到一批人手里，理由只有一个：他们是自家人。
卷四讲汉承秦制那一讲说过，以为前一个王朝亡于没有屏障，于是分封，结果发现屏障本身成了最大的威胁——那一讲下的结论就是这一句。而这一次，同一副药方又被吃了一次。它这一次的后果，是下一讲开头的事。
代价有四层，由浅入深。
第一层在人身上。这一朝的政治带着很重的恐惧。开国功臣在几桩大案里被成批诛杀，牵连极广；官员在朝堂上被当众杖责不再罕见；朝廷编了几册训诫，把惩治贪腐的案例连同刑罚一并公布，其中不少刑罚在正律之外。
这里要把话说全。惩贪的动机与效果不能一笔抹掉，这一朝的吏治确实比前一段整肃。可法外用刑一旦成为常态，它约束的就不只是贪官，还有所有人开口的意愿。
第二层在信息上，这一层最反讽。撤掉中间那一层的理由之一，是那一层会把消息拦住、把账册做假。可当唯一的汇总点又以严刑对待坏消息，报上去的东西只会更失真。上一卷那个政权的账目也越来越不可靠，越不可靠就越要把税包出去；这一次的失真走的是另一条路——报的人怕。两条路不同，结果是同一个。
第三层在制度上。议定那个环节被删掉之后，诏令在发出之前就不再经过任何一道负有说不之责的手续。此前那个位置的用处不只是分担事务，它还是一道缓冲：一道不妥的诏令在议定那一关有机会被顶回去，而顶回去是它的本分。撤掉之后，拦在发出之前这件事没了着落，只剩下个人的勇气，而个人的勇气不是制度。
第四层在往后。一个把所有线头接到一个位置上的体制，对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有一个隐含的要求：他必须像开国者一样能干，一样勤。而这一点既不能遗传，也无法用制度补上。他本人在位三十一年，这套办法一直运转着；这一层的问题不出在他自己身上。
那么后来的人能不能改回去。
答案是几乎不能，理由有三条。
第一条是家法。废丞相被写进祖训，写成不许再设的条目。后世君主要重设，等于宣布祖宗错了；大臣要提，直接触犯明文重罪。
第二条更实际。撤掉那一层之后，六部从此没有一个共同的上司。要恢复，就得让六个已经各自独立的衙门重新去听一个人的，交还一部分自主。制度一旦长成，回退比推进难。
第三条最要紧。那件必须有人做的事——汇总、议定、把不该发的诏令顶回去——从来没有停过，只是换了做法。它落到了那些品秩很低、贴身伺候的位置上——这一朝还只是开头，成形要到后面几朝。这些位置越是能干，越显得不必再设丞相；而它们做着同样的事，却不受原来那一套关于宰相的规矩约束：不对朝臣负责，进退全在最高的那个位置一念之间。
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结果。废除丞相这一步，最终并没有让最高的那个位置真的独自处理一切，而是让替它处理事务的那些人失去了名分上的约束。
卷七讲杯酒释兵权那一讲说过一句话，这里正好用得上：一套办法针对的总是一个已经看清楚的问题，而它解决得越彻底，就越容易在一个当时还看不见的问题上出事。那一讲举的是前面几卷的几次，这一次是同一条线上的又一次。
第一，那桩谋反案的真伪。谋反的罪名在当时就有人不信，此后一直有意见认为它是罗织的，理由是案情在十年里不断扩大、后加的口供越来越多。另一种意见认为中书省长官确有专擅，谋反未必属实但跋扈是真的。本讲只叙述案子之后的处置，不判真伪。
第二，几桩大案诛杀的规模。记载给的数字很大，动辄以万计。这类数字多出自后来的追述与统计，各家判断差别很大；本讲只说牵连极广，不给数目。
第三，废丞相的动机。一种读法是它出自长期的谋划，案子只是时机；另一种读法是它是案子之后的应激处置，事后才被追认为深谋。两种读法都能在材料里找到支持，本讲不定。本讲把这些办法归到同一个方向，是就结果说的，不作意图上的判断。
第四，法外用刑的实际范围。训诫诸编所列的刑罚是明确的，可它们在多大范围内真正执行过、执行了多久，材料不足以支撑一个整齐的判断。有意见指出其中一部分是宣示性的。
第五，卫所与军户的效果。开国这几十年里这套办法确实供养了大批军队，这一点没有争议；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不费国库，各家估算差别很大，而后来的败坏属于本卷后面的事，不能倒推回这一朝。
第六，账册的可靠程度。重造册子这件事本身是清楚的，可新册子有多准，从一开始就有疑问——丈量与登记要靠地方经手，而这正是它想绕开的那一层。
第七，本讲把他的出身与他的判断连起来。这是一种解释，不是当时人的说法。它的风险是把一个人的政治选择整个归给出身，而同样出身的人未必做同样的选择。
第八，本讲第三节那个对照——前一次切的是职权，位置与那道议定的程序还在；这一次连位置带程序一并撤掉。这是本讲用来组织材料的框架。它的分寸在于：两次都做了切开，差别在切到哪里为止，不能读成前一次没有集权、这一次才集权。
第九，把这一朝读成皇权的极限化。这个说法在今天很通行，可它也容易把此后两百多年一并说成同一个形状。本卷后面几讲会说明，实际运作与这一朝的设计出入很大；极限化说的是这一步定下的规矩，不是此后的实情。
回到最初的问题。
他把最高位置底下那一层撤掉了，撤得很干净，还写进了不许更改的家法。就防住上一卷那几样而言，这一步做到了它要做的：这个王朝此后再没有一个正式的位置能名正言顺地统辖百官。可这句话只说得了名目——实际上有没有人在做那件事，是本卷后面几讲的题目。
可有一件事撤不掉。
一个大国每天要做的判断多到一个人接不住，这件事不因为职位的存废而改变。汇总要有人做，议定要有人做，把不该发的诏令顶回去也要有人做。撤掉丞相，撤掉的是那个做这些事的位置，不是这些事。
事还在，位置没了，于是事去找别的地方落脚。它落到了品秩很低的近侍身上，落到了递送文书的路径上，落到了谁能在什么时辰进到那间屋子里去这样的小事上。原来公开的、有名分的、可以被朝臣议论的一道程序，就此变成了一件说不清楚归谁管的事。
这不是他的疏忽。恰恰相反，这是他设计里最彻底的一处：他要的正是没有人能占住那个位置。他做到了。他没有料到的是，一个必须有人做的事失去名分之后，做它的人反而更难被约束。
那批没有名分的人后来长成了什么，一个不像他那样能干、也不像他那样勤的后人坐上去之后又会怎样，这一卷后面会讲到。不过在那之前，还有一件更近的事。他把儿子们分封出去，北边几个手里有兵。他在位的时候这不成问题。他一走，问题立刻就来了。那是下一讲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