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结尾留下的正是这个问题。回答它之前，先把几个流行的答案摆出来看一看，因为它们都不够。
第一个：因为它野蛮。这个答案解释不了它在别处维持得更久，也解释不了本卷前面几讲说的那些遗产。一个只会破坏的政权，不会留下驿站、海运和一套通行全境的钱。
第二个：因为按人群分等激起了反抗。本卷讲元朝的中国那一讲说过，那套分法在要害处极硬、在别处相当松散；而最后掀翻它的那几支力量，起事的直接由头是饥荒与征发，不是等级。这一条是背景，不是导火索。
第三个与第四个正好相反：一说它汉化不够，一说它汉化过头。这两个方向同时被人主张过，本身就说明它们都不牢靠——一件事的两个相反方向不可能同时是同一个结果的原因。更要紧的是，把治乱归结为汉化的程度，等于假定有一条正确的刻度线摆在那里，而这条线是后人画的。
还有一个答案值得单说，因为它听上去最有道理：因为它人太少。这一条是真的，可它是这一卷开头那道题的前提，不是这一次的答案——前面那两家人也少，一家活了两百多年。人少是所有征服政权共同的处境，不能用来解释其中一家为什么格外短。
那么什么才是答案？
这一讲的说法是：它不是被打垮的，是没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可以自己运转下去的国家。征服它做成了，治理它没做成。下面说四件事，每一件都是治理上的，每一件都在本卷前面几讲里埋过伏笔。
本卷讲蒙古崛起那一讲说过，这个政权没有一条明确的继承法，最高位置的归属要由一次贵族大会推举决定；开创者在的时候压得住，他之后每一次继位都要长时间博弈。
搬到中原之后，这个毛病不但没好，反而更重了。
原因是它现在有两套并存的道理。卷五讲十六国那一讲说过，草原一系的传统里继承往往看能力和实力，中原一系讲的是嫡长；一个政权如果两套规则都在，那么每一次君主去世都容易变成一次危机。这个形状本卷前面已经用过一次，用来解释第一份那个政权的皇位更替。
结果是这样的：从开国之君去世到最后一位皇帝即位，中间不到四十年，换了近十位皇帝。其中有的在位不满一年，有的死于宫廷之变，有一次继位之争演变成两个都城之间的公开战争，双方各自拥立、各自称帝，打了一场真正的内战。
这件事的破坏力不在于死了多少人，在于它使中枢无法连续做任何一件需要几年才能见效的事。一位皇帝刚下决心整顿财政，人就换了；新来的一批人要先清算前一批，然后重新开始。整顿了几次，每一次都半途而废。
还有一层更隐蔽。频繁的继位之争使每一批当权者都知道自己待不长，于是能捞就捞、能安插就安插；而下一批上来之后，首先要做的是把上一批安插的人换掉。一套本来就不够严密的用人办法，在这种节奏下彻底变成了分赃。
一个国家可以忍受一位平庸的君主，忍受不了每隔三五年就把所有事推倒重来。
上一讲说过那张纸的故事：头几十年做得相当好，后来战事与开支压上来，最快的办法就是多印。
这里要补的是崩溃前的最后一程。到最后几十年，朝廷已经陷入一个自己制造的循环：钞不值钱，所以要多发；发得越多越不值钱；不值钱之后官府自己收上来的也是废纸，于是只好再发。到最后，官府自己收税时也开始要实物，等于自己宣告了那张纸的死亡。
而这张纸的死亡，把本卷讲元朝的中国那一讲说的那个中间层推到了最前面。
本卷讲元朝的中国那一讲还说过，包税是把某地某项税额一次性卖给一个人，此后收多收少都归他。当朝廷的账目变得越来越不可靠时，这种办法就越用越多——因为它至少能让朝廷立刻拿到钱。可它的代价是：来收税的不再是照章办事的官吏，是一个多收一分就多赚一分的人。
于是出现了一个最坏的组合：朝廷收不到多少钱，而百姓被收走了很多钱；中间的差额落在包税的人手里，而百姓把这笔账记在朝廷头上。
还要补一句为什么它填不上窟窿。这个政权的开支有几样是省不掉的：宗王与贵族的岁赐是按名分发的，不发就动摇根本；驿站是全国的神经，停了就等于自断消息；佛事与营建的支出年年在涨。收入这一头又偏偏最不稳——它高度依赖专卖与商税，而这两样在动乱一起就先断。收入靠的是太平，支出却与太平无关，这个结构一遇乱世就立刻穿底。
一个国家的税收系统一旦变成这样，它就同时失去了两样东西——钱，和人心。
第三件是本卷最眼熟的一件。
这个政权把自己的部队分散驻扎在各地，给田，让他们平时耕种、战时出征。这套办法的用意很清楚：既省军费，又把武力铺到全国。
结果呢？本卷开头那一讲已经写过一遍了。那一讲说的第二份答卷，把本族的军事单位迁到农田里，几代人之后出来的是既不会种地也不会打仗的人；那一讲下的判断是，一种生活方式养出什么样的人，是它自己决定的，不是政令能决定的。
这一次是同一个形状，只是走得更彻底。驻屯下来的部队几代之后就不能打了：兵籍上有人，实际上凑不出队伍；马籍上有马，实际上马已经卖了。朝廷屡次点检，屡次发现缺额，也屡次下令补齐，可补进来的人过几年又是同一个样子。这里的道理与本卷开头那一讲说的一模一样——不是这批人懒，是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再要求他们能打。
于是等到各地起事的时候，朝廷发现能用的正规军已经不多。它只好倚重两样东西：一是几支还能打的边地部队，二是各地自己组织起来的地主武装。
后一样最要命。卷四讲党锢与黄巾那一讲说过一个形状：平定一场变乱的过程，把权力交到了地方手里。这一次又是如此——最后几年里真正在打仗的，很多是拿着朝廷名分、用着自己人马的地方势力；他们打起义军来很卖力，可他们彼此之间也打，而朝廷调不动他们。
到这个地步，这个政权在军事上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一个还有人认的名分。上一讲说的那张网也是这样：站还在，符牌还在发，可各地已经各行其是，从中枢发出去的命令走到半路就不再有人当真。一套传得再快的驿传，传的也只是一份没人执行的文书。
第四件是老天的事，可它落到人身上的方式，是治理的事。
这几十年里，气候转冷，灾害频繁，北方与中原接连遭遇旱、蝗、疫。而最要命的是那条大河：它在这几十年里反复决口改道，把下游那一大片淹成泽国，运河也被冲断。
朝廷决定治河。这个决定本身是对的——不治河，运河断，都城的粮就要少掉一路。
问题在于怎么治。治河要征发大量民夫，而征发落到的正是灾区那些已经活不下去的人；同时，治河的经费又要靠增发纸钞，而纸钞正在飞快贬值。于是一件必要的工程，同时做了三件事：把大批走投无路的人集中到了一起，让他们领着不值钱的工钱，干着极苦的活。
起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上一讲结尾说，最后正是运河与大河沿线先乱了起来；说的就是这一段。而一旦起事，它蔓延的速度出乎所有人意料——几年之内，从淮河一带一直烧到长江南北，几个互不相属的势力同时坐大。这个速度本身说明了一件事：底下积的干柴，比朝廷以为的多得多。
这里要说清楚因果的分寸。天灾不是这个政权造成的，治河也不是错的决定。可一个健康的国家能承受这样的连环打击——有粮可赈，有钱可发，有官可信。这个政权到那个时候，三样都没有了。所以天灾是引信，不是炸药。
现在把四件并排看。
继承、财政、军队、赈灾，这四样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是打仗的能力，都是一个国家自己维持自己的能力。
这个政权在打仗这一头做到了极致。本卷讲蒙古崛起那一讲说过，它的每一样长处都从同一个地方来——它没有任何需要保护的东西，因此可以把全部力量用在进攻上。
可一个坐下来的国家，需要的恰恰是相反的东西：一套能自动产生下一位统治者的规矩，一套能年复一年把税收上来的办法，一支不打仗时也能保持战斗力的军队，一笔灾年拿得出来的储备。这四样都不是靠勇武得来的，都是靠几十年上百年的常规运转攒出来的。
而这个政权始终没有把这四样立起来。它有过机会——它接手了一整套现成的官府、律令和账册；它也确实用了那一套的一部分。可它没有把最要紧的那几条接过去，尤其是继承这一条。要说明的是，它也不是一条都没有接——预立继承人这样的事做过几次，只是始终没有变成一条谁也不能改的规矩。至于为什么没有，可以这样想：定死了这条规矩，就等于把最高位置的归属从贵族大会手里拿走，而对那些靠推举分享权力的人来说，这是让他们交出手里最大的一张牌。当时的人有没有这样算过账，记载里没有交代；这样连起来看，是本讲的读法。
所以答案是：短命的不是征服，是治理。
这一卷从北边讲起，问的是同一个问题：一群能打的人怎样才能把国家管起来，而且管得久。
讲辽与金那一讲给出了两份答卷。一份把两样分开治，保住了武力，代价是管不深、人心不附；一份搬进去，管深了，代价是几十年之内武力消失。那一讲的结论是，两种生活一个人过不了。
讲蒙古崛起那一讲说的是一个把草原重新编过一遍的组织：打散部落、按编制统兵、以护卫为人质与干部学校，配上不需要粮道的后勤和提前几个月的情报。它的长处来自一无所有，它的极限也来自同一处。
讲元朝的中国那一讲查的是一个后世的概括，结论是：那几条歧视的规定是真的，可它不是一套整齐的等级法；这一段真正值得记住的，是那个既不属于上面也不属于下面的中间层；而那一讲也说明了为什么记载会互相打架——这一段不是史料太少，是史料太不整齐。
讲驿站与白银那一讲算的是遗产：一张覆盖极广的网，一种成为价值尺度的金属，一条走海的运粮路，一种改变了几百年衣着的作物。而这几样之所以出现，恰恰因为做事的不是一个中原王朝。
而这一讲说的是：以上这些都不能替它维持一个国家。
这一卷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外来的力量怎么进来，怎么统治，留下了什么，又为什么留不住自己。
还有一条线贯穿全卷，值得单挑出来：这一卷里没有一个政权是被南边那个王朝打垮的。第一家被第二家灭，第二家被更北边那一家灭——这两次南边那个王朝都插过手，两次都是约好一同出兵，可两次出的力都有限。第三家最后是被自己治下的人推翻的。也就是说，中原这一边在这几百年里始终不是决定胜负的那一方，可最后接手的却是它。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下一卷开头认真想一想。
第一，九十七年这个算法。本讲从建号算到退出都城；若从更早的即位算起是一百〇八年，若算到北边残余政权的终结则更长。取九十七年是就中原这一段而言。
第二，继位之争的破坏程度。频繁更替与两都之战是清楚的；但把整顿财政的屡次半途而废全归给它，各家判断不同——另一种解释着眼于开支结构本身：岁赐、佛事、营建是按名分与惯例发的，谁上台都难动，整顿再多次也绕不开这一头。
第三，包税的普遍程度。它在文集与判例里有大量记载，可这类材料本身就出自批评者；具体到某一时某一地占多大比重，无法确定。
第四，驻屯部队战力下降的速度。点检缺额的诏令是明确的，可缺额到什么程度、各地差别多大，记载不足以支撑一个整齐的判断。
第五，地方武装的性质。本讲说朝廷调不动他们；也有意见指出其中一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确实听调，把他们整体读成割据势力是往后倒推。
第六，气候与灾害这一条。这几十年北方转冷、灾害频繁是有旁证的，但把它作为主因还是背景，各家权重差别很大；把王朝更替归给气候，是近几十年才流行的一种读法，它的证据是统计性的，不是逐案的。
第七，治河与起事的关系。两件事在时间上紧接，当时人也这样说；但起事的酝酿早于治河，治河更像是一个把人聚起来的场合，不是唯一的原因。
第八，本讲第六节那个框架——把四件事归为同一种能力的缺失。这是本讲用来组织材料的判断，不是当时人的表述。它也有一个风险：任何一个覆亡的政权，事后都能被说成缺了这几样。
第九，与前面几讲的关系。本讲把继承、财政、军队、河与天四条都接到本卷前面几讲的伏笔上，这个连法很整齐；而历史上的整齐往往是叙述造出来的，读的时候请留一分。
回到最初的问题。
这个政权在马上做到了此前没有人做到的事。可马上做成的事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有一个明确的对手，一个可以在某一天分出胜负的时刻。
而治理没有这样的时刻。它是一件每年都要重做一次的事：户口要重登，税要重收，官要重考，河要重修，兵要重练。它不产生胜利，只产生一句今年也这样过去了。一个把全部本事都用在决胜负上的政权，很难适应一件永远没有胜负的事。
这一卷讲的三个政权，其实各自撞在这件事的不同侧面上。第一个躲开了它——它站在外面，不去做那些每年重来的事，于是活得最久，也管得最浅。第二个迎上去做了，做的过程中把自己变成了另一种人。第三个既不肯站在外面，也没有真正走进来，它在中间待了九十七年。
不过这一卷还留下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这三个政权都从北边来。而在它们之后，中原重新出现了一个由本地人建立的王朝。那个王朝对这一段的记忆极深，深到它有不少做法是针对这一段的——它要防的，正是这一卷里发生过的那几样。
它防住了吗？防的代价是什么？那是下一卷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