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说过，这个政权决定坐下来收税，于是必须回答本卷开头那一讲提出的那道题：一小群人怎么统治一个大得多的社会。它给出的答案，通常被概括成一句话——把治下的人分成四等。
这一讲的第一件事是查这个概括本身。
它不是当时的说法。当时的法典里没有这个名目，公文里也没有。它是二十世纪的学者提出的一个概括，后来被写进教科书，成了这一段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
这个形状本系列前面见过。卷四讲独尊儒术那一讲说过，那个四个字的著名概括同样不是当时人的话，是二十世纪初年才被提出来的；那一讲还说过，一个后世造出来的、带着强烈判断的概括，会把一段复杂的过程压成一个瞬间。
所以这一讲不从那个概括出发，从当时的文书出发，问三件事：当时到底按什么分？分了之后待遇差在哪里？以及，这套分法实际上运转成了什么样子。
要先说清楚：查这个概括不等于否认歧视。歧视是真的，下面一节就是证据。要查的是它的形状——是一套贯穿所有事务的等级法，还是一批就事论事、彼此并不整齐的规定。
当时的文书里确实反复出现几个分类，大体是四组：统治者本族；来自西边各地的一大批人；原来北边那个政权境内的人；以及原来南边那个王朝境内的人。
要紧的是这几组分类不是一次立法定下来的，而是在不同的事务里各自出现的，且各处的用法并不完全一致。歧视性的规定主要落在以下几处。
第一是官位。地方各级衙门里有一个专设的监临之职，按规定只能由本族人或者西边来的那一批人担任。这是整套安排里最硬的一条，也是最能说明用意的一条：地方官可以是别人，盯着地方官的那个人不能是别人。
第二是刑罚。同样的伤害，加害者与被害者属于哪一组，处理方式不同；有的条文明写一方被打不得还手，只能告官。本族人的案子还归专门的机构审理，不走常规的司法系统——这一条比刑度上的差别更要紧，因为它意味着两组人根本不在同一套司法里。
第三是考试。这个政权中间停了几十年不开科举，后来恢复的时候，分成两榜：前两组一榜，后两组一榜，题目的难度不同，而录取的名额大体相等。可这两边的人口相差极为悬殊——南边那一组的人口是前两组加起来的很多倍。名额均分，实际上就是极不均等。
第四是一些具体的禁令，比如民间收藏兵器、聚众打猎、夜间行走一类，管的松紧因组而异。这一类禁令的用意最直白：它防的不是某个人，是某一群人凑在一起。
这四条摆在一起，用意并不难懂：把最要害的位置和最锋利的东西握在自己人和自己带来的人手里，其余的事让本地人去办。
第二组最容易被误解，值得单说。
它不是一个民族。它的名目在当时的意思接近于各色名目，也就是一个行政上的杂类——凡是既不属于统治者本族、又不来自这片土地的人，都装在这一格里。里面有来自西域绿洲的、有来自中亚草原的、有来自更西边商业城市的，有信这个教的也有信那个教的，说的语言、用的文字、干的行当各不相同。
他们从哪里来？上一讲已经答了一半：这个政权每一次征服都用上一次征服得来的人。这批人正是那条通道上被吸收进来的。
他们做什么？大体是三件。一是理财——收税、包税、经营专卖与借贷；二是长途贸易——他们本来就是商人，而这个政权正好需要有人把各地的货物和银钱流转起来；三是行政上的技术活——通译、文书、天文历算、军械工程。
于是就有了一个很清楚的结构：最上面是统治者本族，最下面是数量最多的本地人口，中间是一批既不属于上面也不属于下面的人。本卷开头那一讲说过，这个政权的许多做法在那两份答卷里都能找到影子；这里是它自己加的一层——第一份答卷里那个上下两截的结构，被它改成了三截。
中间这一层的用处很实在。它替统治者办那些统治者不会办的事，而它又完全依赖统治者，因为一旦这个政权没了，它在这片土地上什么也不是。这是一个不可能背叛的中间层。
代价同样实在。包税是这样一件事：官府把某地某项税额一次性卖给一个人，此后收多收少都归他。对官府来说省事，收入还提前到手；对被收的人来说，来的不再是一个照章办事的官吏，是一个多收一分就多赚一分的人。放贷是同一个道理：取利的激励落在私人身上——利滚利，还不上就拿地抵。这两样最容易招怨，而招来的怨恨会记在整个中间层头上，最后也记在最上面那一层头上。
现在说第三个问题，而这是这一讲最要紧的一节。
规定是一回事，实况是另一回事。三样偏差必须说清楚。
第一，越往上越严，越往下越松。最高的那几个位置几乎不给别人，可再往下走，各级衙门里办实事的绝大多数是本地人。原因不复杂——这个政权手里根本没有那么多识字、懂律令、会算账的自己人。一套要靠大量文书吏员才转得动的机器，只能靠本地人来转。
第二，分组并不稳定。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文书里可能被归进不同的组；改姓、通婚、入仕、迁徙都会使归属变得模糊。统治集团内部有人取汉名、读汉书、与本地大族联姻；本地人里也有人取了外来的名字。到这个政权的后期，最上层已经出了不少熟读经书的人；而在军中与官府里，一个人属于哪一组，有时要看办事的人当时怎么填，而不是看他自己是谁。
第三，南北差别比组别差别更实在。南边那一大片距离权力中心最远，官府的密度最低，实际上被管得最松。那里的地方事务在很大程度上仍由原来的士绅、宗族和寺院在办；朝廷要的是税和粮，别的很少插手。原来那个王朝的读书人失去了做官这条路，很多人转去教书、修方志、编族谱、办书院；这一段南方的文化生产不但没有中断，某些方面还更盛了——因为那批人的力气没有别处可用。所以那一组名义上地位最低，日常生活受到的直接干预反而可能最小。
这三样合起来说明：那不是一套整齐的种姓制度，是一套在要害处极硬、在别处相当松散的差别待遇。把它读成前者，会解释不了这个政权为什么能维持一百多年；把它读成后者而否认歧视，则会漏掉最要害的那几条。
要判断上一节那些说法，就得先弄清楚材料。而这一段的材料有一个特别的麻烦。
第一层麻烦是那部正史。它是在这个政权覆亡之后很短的时间里赶出来的，成书之快在历代正史里是少见的。仓促的后果到处可见：同一个人立两次传，同一件事系在两个年份，人名的写法前后不一。它保存了大量原始材料，可它没有经过通常那种反复核对的过程。
第二层麻烦更要紧：与它并存的还有另一类材料——当时颁行的条格与判例汇编、地方衙门留下的公牍、文人的文集与碑刻。这些东西是当时的，而且往往与那部正史对不上。凡是两者不合的地方，今天的研究者多半信当时的那一类。
第三层麻烦是语言。这个政权的记载不止一种文字。除了汉文，还有用蒙古文写的官方叙述，以及在西边用波斯文写成的、篇幅很大的史书。这几套记载看到的是同一个帝国的不同侧面：汉文的记载关心的是中原的治理与礼制，波斯文的记载关心的是整个欧亚的家族与征战，蒙古文的记载又是另一套关切。
举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同一位统治者，在汉文的记载里主要是一个采用中原制度、任用儒臣、迁都建城的君主；在西边那部大书里，他首先是一个大家族里的一员，他的合法性来自谱系与推举，中原不过是他所辖的诸多地方之一。两边说的是同一个人，重心却完全不同。谁更真？两边都真，只是各自站在自己那一头看。
所以这一段的很多争论，根子不在史观上，在于争论双方读的其实不是同一批材料。一个只读汉文正史的人，看到的是一个残破、短命、粗糙的王朝；一个把上述几类材料合起来读的人，看到的是一个横跨欧亚、制度上颇有自己一套的庞大结构。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讲花了这么多篇幅在材料上。这一段不是史料太少，是史料太不整齐。
给三条读法上的建议。
第一，把概括还原成条文。凡是听到关于这一段的整齐说法，先问一句：这个说法出自哪一年的哪一类文书。很多整齐的说法一还原就散了。
第二，把制度与实况分开算。这一段的制度文本相当详尽，可执行的力度极不均匀。只读文本会高估它的严密，只看实况又会漏掉它的意图。
第三，把这个政权放回它自己的尺度里。它不是一个中原王朝加上一批外来统治者，它是一个更大的结构在中原这一段的部分。用只适用于中原王朝的尺子去量它，量出来的东西一定别扭——它的都城位置、它的继承方式、它对商业的态度、它任用官员的路子，都不能只放在中原王朝的序列里理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上一卷讲宋代的钱那一讲说过，一个收入主要来自交易的国家会舍不得掐死商人，那个王朝的做法是既用又防——让商人替它运盐、替它买货，同时又反复用行政手段挤压他们的利润。这个政权在同一条路上走得更远：它不只是用商人，还把本钱直接交出去，由官府与贵族出资、商人经营，赚了分账。这不是它比谁开明，是它的钱有很大一部分本来就从那条路上来，而它又没有那一套非防不可的成例。
这三条不是要替它辩护。歧视的条文是白纸黑字，包税之害是当时人自己记下来的，覆亡时的动乱也是真的。可要把这些说清楚，得先把说的东西说准。
第一，那个四等的概括。本讲说它不是当时的名目，这一条没有争议；至于这个概括最早由谁提出，各家说法不一，本讲不定。有争议的是它算不算一个恰当的概括——有意见认为它虽非当时用语，却准确抓住了那几条规定的共同用意；也有意见认为它把彼此不整齐的规定拼成了一套并不存在的等级法。本讲取后一种作为叙述线索，但不否认前一种的理由。
第二，分组的界线。第三组与第四组的划分依据通常被说成是原属哪个政权，这一说有大量文书为证；也有意见指出实际归类里还掺着地域、职业与入附时间，同一批人在不同事务里被归入不同的组，所以那条线并不是一条。
第三，那个监临之职的实际情形。规定只能由前两组的人担任，可后期由别人代行或事实上不管事的例子不少，各家对其严格程度判断不一。
第四，考试那一条的分量。名额均分造成的不均等是清楚的，但这个政权的官员绝大多数并不出自考试——多数是由吏员出职、由宿卫出身或者世袭承袭而来。所以考试的不平等在观感上极重，在实际的官员构成上占比不大。这两层不能互相取代。
第五，中间那一层的实际作用。本讲说他们主要做理财、贸易与技术活；也有意见指出这一层里同样有大量普通军民，把他们整体读成一个功能性阶层是一种简化。
第六，南边被管得较松这一条。它有地方志与文集上的旁证，但也有相反的记载，尤其在赋役较重的地区。本讲说的是相对而言，不是普遍如此。
第七，那部正史的可靠性。说它成书仓促、体例不整，这是历来的共识；但也有意见提醒，它保存的原始文书价值极高，不宜因体例之失而整体贬低。本讲取的正是这个分寸。
第八，几种文字的记载能否互相印证。它们的关切不同、成书环境不同，某些人名与事件可以对上，另一些则各说各话。把它们简单拼接是有风险的。
第九，本讲第三节把中间那一层读成第一份答卷的三截版。这是本讲用来组织材料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表述；也有意见认为这个中间层的形成主要出于用人上的方便，并没有那么自觉的设计。
回到最初的问题。
那个把人分成四等的说法，作为对几条要害规定的概括，抓住了真东西：最要害的位置留给自己人，最锋利的东西不给别人，考试的名额按人群而不按人口。这几条是白纸黑字的。
可作为对整个社会的描述，它失真。因为在这几条之外，这套安排相当松散；而在这几条之内，执行的力度也一路衰减。
这一段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那四个格子，是中间那一层。
上一卷讲杯酒释兵权那一讲说过，那个王朝造出了一批地位完全来自这个体制、离开它就什么也不是的人，用来支撑整个国家。这一次做的是同一件事，只是那批人不是从考试里选出来的，是从征服的路上一路带过来的。
一个统治集团人数太少的政权，总要找到这样一层人。找不到，它就管不了这么大的地方；找到了，它就得让这层人去做那些最招怨的事。而这层人越好用，它就越离不开；越离不开，它与下面那一大片的距离就越远。
而这一层人是怎么把这个国家的钱和物流转起来的——靠什么样的路，用什么样的钱——是下一讲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