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卷从一个没有秩序的时代讲起，主要讲的是南边那个王朝，从它开国一直讲到它覆亡。这一卷换一个方向，讲北边那些力量自己的故事。
要先说清楚为什么值得单独讲。通常的叙述里，它们只是南边那个王朝的背景——一个索要岁币的对手，一个后来打进来的敌人。可这样讲会漏掉一件要紧的事：这三百多年里，中国北方有很大一片土地是由这些政权统治的——前一家在长城以南只据有燕云那一带，后一家占的是北方的大部；而它们统治的人口大部分是农耕人口，用的是成熟的官府、税册和律令。它们不是边患，是国家。
这一卷要问的问题，与上一卷那个正好互补。上一卷问的是一个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国家要在能力上付出什么代价；这一卷问的是一群能打的人怎样才能把国家管起来，而且管得久。
这一讲讲的是两个先后出现的政权。前一家出自北边草原上的一个游牧部族，在南边那个王朝立国之前几十年就已经建国；后一家出自更东北的森林与河谷，本来臣属于前一家。它们面对同一道题，交出了两份不同的答卷。本讲不点国号与人名，只按先后叫作第一份和第二份。
那道题是这样的：征服者人数极少，被征服者人数极多；征服者的力量来自一种流动的、以部族为单位的生活方式，而被征服者的财富来自定居、耕种和账册。如果照搬对方那一套，自己那点武力很快就没了；如果不照搬，就收不上税，也管不了人。
第一份答卷的办法，一句话说，就是不合并。
它的官府是两套。一套管部族、宫帐和归附的部落，用的是自己那一套名号与规矩；另一套管农耕地区的州县、租赋和当地的军马，用的基本是中原那一套官名和文书。两套各有各的长官，各有各的衙门，互不隶属，只在最上面合到一处。
更要紧的是第二样安排：朝廷不长驻在任何一座城里。
皇帝一年四季在不同的地方驻扎，春夏秋冬各有各的去处，中枢的核心人员跟着帐篷走。要紧的决定在行帐里做出，而不是在都城的殿堂上。它也建了几座京城，可那些城更像是仓库、档案库和接待外国使节的地方，不是权力所在。
这一条常被当作落后的残余；本讲反过来把它读成保持战斗力的制度安排，是整套设计里很要紧的一环。它保证了统治集团的核心始终生活在原来的方式里——一年到头在移动，在骑射，在与部族首领当面议事。只要这一点还在，武力就不会散掉。
第三样是兵。兵仍旧出自部族，按原来的组织征发，将领也出自部族。农耕地区另有自己的军队，可那不是这个政权真正倚仗的力量。
那么两套之间靠什么接起来？靠的是最上面那一小群人。这批人同时是部族的首领和朝廷的大臣，既懂帐篷里的规矩，也懂文书上的规矩。整个体制的重量压在他们身上——只要这批人还是两边都通的，两套就接得住；一旦他们当中有人只剩下一边，接口就松了。
三样合起来，就是一个上下两截的政权：下面的农耕社会照旧运转，上面的征服集团照旧过自己的日子，中间靠两套并行的官府接起来。
长处非常明显。
这个政权存在了两百多年，是这一卷要讲的几个里面最长的。它的统治集团在这两百多年里大体保持着战斗力——直到被灭掉的时候，它的军队仍然在打，战力并没有先退化。上一卷讲澶渊之盟那一讲说的那份约定，正是它与南边打了许多年之后谈成的；能谈成那样的条件，这份没有散掉的武力是其中很重的一项。
短处同样明显，而且是同一件事的另一面。
第一，它对农耕地区的控制始终不深。两套官府分开，意味着上面那一套并不真正懂下面那一套；征税靠的是当地原有的头面人物和沿用下来的旧册子。贵族还可以把俘获来的人口安置在自己名下的州里，那些州的赋入大部分归领主，不进朝廷的账。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像上一卷那个王朝那样，靠一套统一的税册与律令，把各州县的赋税直接收到朝廷手里。
第二，两套并行意味着两种规矩长期并存，而在最要紧的那件事上，两种规矩正好冲突。卷五讲十六国那一讲说过，草原一系的传统里继承往往看能力和实力，中原一系讲的是嫡长；一个政权如果两套规则都在，那么每一次君主去世都容易变成一次危机。这个政权的历史一再印证这一条：它的皇位更替多次伴随宫廷政变与宗室相攻。
第三，最深的一层：分开治保住了武力，可它没有解决人心。农耕地区的人始终把这个政权当作外来者，而这个政权也从没打算把他们变成自己人。这在太平年月不要紧，一旦有更强的力量出现，下面那一截随时可以换个主人。
第二份答卷来自后来取代它的那一家。它起兵之初人数极少，而它面对的第一个对手，正是自己原来的宗主。
他们先灭掉了第一份那个政权，又打垮了南边那个王朝的北半部。而在取得这一切之后，他们做了一个与前一家完全相反的决定：搬进去。
具体做法有三样。
第一样是把自己的人口成规模地迁进农耕地区。他们原有的社会按一种军事与生产合一的单位编组，若干户为一个小单位，若干小单位为一个大单位，平时耕猎、战时出兵。占领中原之后，成批的这种单位被迁到黄河南北，分给土地，与当地农户杂居。
第二样是迁都。都城先是移到前一家在燕云那一带的陪都，后来又往南移了一次，移到了南边那个王朝原来的都城。朝廷从此定居，不再移动。
第三样是全套接手。南边那一套官制、律令、考试、文书，被基本原样承接下来；朝廷开科取士，用汉字发布政令，君主本人也接受同一套经典的教育。
这里可以补一层背景。灭掉前一家的过程里，那套上下两截的办法有多脆是摆在眼前的：面对北边新起来的那一家，下面那一截没有顶住，不少地方是望风而降的。至于当时的人有没有据此反着做，记载里没有交代；把两件事连起来看，是本讲的读法。
这三样的用意不难理解。前一家的短处摆在那里：管不深，人心不附。搬进去正是要一次解决这两样——把自己的人放到土地上，把国家的骨架换成一套已经证明好用的。
结果是：管得确实深了，而武力在几十年里消失了。
那些被迁到中原的军事单位，本来是这个政权全部战斗力的来源。可他们一到中原就成了地主。分到的地自己不耕，租给当地农户；打仗的训练渐渐荒废；几代人之后，一个本该随时能上马的户，出来的是一个既不会种地也不会打仗的人。朝廷屡次下令整顿，屡次无效——因为造成这个结果的不是懒惰，是他们所处的位置本身。一个人在草原和林中必须能骑能射才活得下去；在中原有田有租，这两样都不是必需的。
于是这个政权走到了一个尴尬的处境：它的国家机器越来越像南边那一套，它的军队却越来越不像自己。到后期，它真正能用的部队里，本族人的比重已经很小。
而它并非没有察觉。后来的君主中，有人认真提倡过恢复本族的语言、姓氏、衣着与骑射，也为本族的文字设过学校与专门的取士门路。这些办法在文书上很齐全，在事实上收效甚微——因为它们要求一群已经过上另一种日子的人，重新去过从前那种日子，而那种日子的物质条件已经不在了。
这一幕在本系列里不是第一次。卷五讲孝文帝汉化那一讲说过一次形状很像的事：一次彻底的改制解决了几个真问题，同时把一批手握武力的人排除在新的分配体系之外，而那一讲下的判断是——任何一个政权，只要它的武力持有者觉得自己在这个体系里没有位置，就是在借时间。
这一次的形状略有不同。武力持有者并没有被排除在分配体系之外，恰恰相反，他们分到的是最好的一份。可结果一样：他们不再是武力持有者了。前一次是有力量而没有位置，这一次是有位置而没有了力量。
这个政权只存在了一百二十年上下，比前一家短得多。
现在把两份答卷并排看。
第一份保住了武力，代价是国家管不深、人心不附、继承常出乱子。第二份把国家管深了、把制度接全了，代价是武力没了。
这不是两次失误，是同一道题的两个方向。这道题的形状是这样的：统治集团的战斗力来自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而治理一个农耕社会要求的恰恰是放弃那种生活方式。想两样都要，就得让同一批人同时过两种生活——而这件事，这两家都没有做到。
上一卷讲南宋那一讲的结尾说过一个很像的东西：一个体制防内乱的办法和它御外侮的办法，方向正好相反，没有哪个体制能同时把两件事做到极致。这一讲说的是同一个形状的另一个版本，只是这一次两难的两头换成了打仗与治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把这两家打垮的力量都来自更北边，不是来自南边。南边那个王朝两次都参与了，可两次都是在对方看上去已经保不住的时候才动手的。第一份那个政权被第二份灭掉的时候，正因继承之争而内乱；第二份被更北边那一家灭掉的时候，它自己的军队已经指望不上了。
这三百多年不是一段插曲。它至少留下了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套可以照抄的经验。后来那个统治整个中国的征服政权，它的许多做法——保留本族的组织、分等级对待不同人群、让不同地区用不同的办法治理——都能在这两份答卷里找到影子。说得更具体些，它在两件事上走的是第一份那条路：一件是不把全国用同一套办法治理，而是按地区分开处理，对不同的人群也另有一套规矩——那一套是什么样子，是本卷讲它怎样把人分等对待那一讲的题目；另一件是让本族的军事组织另起一套，不与州县那一套混编。至于第二份那一家犯的错，它避开了多少，各家看法不一。
第二样是双向的交换。卷五讲十六国那一讲说过，通常的叙述只讲进入中原的人如何被同化，可实际发生的交换是双向的。这三百多年里同样如此：北边的骑乘装具、坐具、服装、饮食、乐器一路南传，成了此后中国日常的一部分；而南边的文书、律令、历法、经典也一路北去，其中一部分被两个政权用自己新造的文字重新写过。两家都造过自己的文字，都译过对方的书。
第三样最不容易看见：北方的农耕社会习惯了被非中原王朝统治——燕云那一带先后归过这两家，北方的大部也在第二家手里过了一百多年。这件事的分量要到后面几讲才完全显出来。当一个新的征服者到来时，那里的人对它并不陌生；而南边的人对它非常陌生。这个差别后来造成了很实际的后果。
第一，两套官府的实际运作。两套并行的框架在文书上是清楚的，可具体到某一件事归哪一边管、两边如何协调，记载零散，各家复原出来的样子差别不小。本讲只说框架，不说细节。
第二，四时移动的性质。本讲把它读成保持战斗力的制度安排；也有意见认为它主要是生态与经济上的必需——牲畜要随水草迁移，一个以牲畜为本的统治集团自然跟着走——政治功能是后人赋予的。前一说的依据是行帐所在即中枢所在、重大决定在行帐做出；后一说的依据是移动的路线与季节与牧场的分布相合。
第三，那些迁入中原的军事单位失去战斗力的速度与程度。朝廷的整顿诏令是明确的，可诏令本身也说明问题还在；具体到哪一代、退化到什么程度，记载多出自批评者之口，容易被夸大。
第四，第二份那个政权后期军队的构成。本讲说本族人的比重已经很小，这在方向上没有争议，但具体比例无法确定。
第五，两个政权的国祚长短能不能作为两份答卷优劣的证据。这个推论很自然，可它忽略了别的变量——两家面对的外部压力完全不同，第二份那一家赶上的是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对手。本讲用长短作为一个提示，不作为证明。
第六，本讲把两家读成同一道题的两个答案。这是本讲用来组织材料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表述。当时人不会认为自己在两种方案之间做选择，他们只是在一件一件地应付眼前的事。
第七，双向交换这一条。物质与技术层面的证据比较硬，制度与观念层面的影响则难以逐条证实，容易被高估。
第八，第七节第三样——北方的农耕社会习惯了被非中原王朝统治，因而对新的征服者不陌生。这是本讲提出的一个观察，它的证据是间接的，主要来自后来那次征服中南北两边反应的差异。
第九，两家各自的自我认识。两家都自称承接中原的正统，也都保留着自己的部族叙述；这两样在它们内部如何相处，记载有限，后世的追述又各有立场，本讲不作判断。
回到最初的问题。
一小群人要统治一个大得多的农耕社会，办法大体只有两条：站在外面管，或者走进去管。
站在外面，你保得住自己是谁，可你永远只踩在这个社会的表面上。走进去，你能把它管得很深，可几十年之后，你就不再是当初那个能打进来的人了。
这不是聪明与愚蠢的分别。两家的统治者都不笨，他们各自都看见了自己这条路的短处，也都试着补过。第一家试过在农耕地区推行更严的编户，第二家也一次次下令整顿本族的武备。可这些努力都改变不了那个根本的事实：一种生活方式养出什么样的人，是它自己决定的，不是政令能决定的。
而这道题，在这两家之后还要被再回答一次——由一个打法完全不同的政权，在一片辽阔得多的疆域上。
那个政权是怎么起来的，为什么能打成那个样子，是下一讲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