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结尾提到一种读法：靠改制度是靠不住的；制度是死的，执行它的是人，同一条法令，好人办出来是好事，坏人办出来是坏事，所以真正要下功夫的地方不是法令，是人本身。上一讲同时提醒，这条路的几位开创者与第二次改革的主持者是同时代人，有的还更早，所以它并不是在结果出来之后才开始的。
这个说法听上去像是认输。可接下来发生的事，一点也不像认输。
从十一世纪中叶开始，一批读书人做了一件此前一千多年里儒家很少认真做过的事：他们开始追问世界的根据。卷四讲独尊儒术那一讲说过，那套学问进入官学之后吸收了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的推演，用来给君主的位置找依据；可那是靠感应与灾异来说事，不是从根据上追问。天为什么是这样，物为什么是这样，人性从哪里来，善与恶的分别凭什么成立。他们要给日常的伦理找一个宇宙层面的根子。
这件事的奇怪在于时机。国家正缺钱，边境正吃紧，两次改革刚刚失败，党争正在蔓延。偏偏在这样一个时候，一群最关心政治的人转身去讨论最抽象的问题。
这一讲要说明的是：这个转身不是逃避。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这是所能想到的最根本的一次政治行动。
第一件是一场持续了几百年的失分。
卷五讲佛教东来那一讲说过，外来的那套学问最擅长回答的，是一个人怎么面对落在自己身上的灾祸；而本地原有的学问最擅长回答的，是天下该怎么治。一个人问自己为什么活着、死了以后怎么样、这一生的意义在哪里，儒家的经书里没有现成的答案。那一讲还说过，这次输入带来了一整套分析意识本身与时间本身的工具——极细密的心识分析，极严格的论证方式，以及一套讨论因果与时间的框架，此后本土思想的几次大变动都在使用这批工具，哪怕使用者正在反对它。
这一讲要讲的正是这样一次。到这个时候，那套外来的学问进来已近千年，寺院遍布，最深的思辨都在那一边。而读书人这一头，占着朝廷、占着考试、占着几乎全部的官位，却在最根本的问题上说不出话。这不只是面子问题。一套只能管人间秩序、管不了生死意义的学问，很难要求一个人把整个生命交给它。
第二件是上一讲说的那面墙。
改制度这条路走不通，可问题一件也没消失。那么力气该往哪里使？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往人身上使。如果一个社会里有足够多的人是可以托付的，那么什么样的制度都能办事；如果没有，那么再好的制度也会被办坏。这个推论对不对，可以另说；要紧的是它把问题从法令挪到了人，而一挪到人，就必须回答人是什么、人为什么可以变好、变好的功夫从哪里下手。这三个问题，非有一套关于人性与天道的说法不可。
第三件与这批人自己的身份有关。
本卷讲杯酒释兵权那一讲说过，这个王朝有意造出了一批地位完全来自这个体制、离开它就什么也不是的人。这是设计的成功，可它留下一个空洞：这批人凭什么说话？靠官位吗，官位是皇帝给的，随时可以拿走；靠家世吗，门第那条线已经断了。他们需要一个不由皇帝授予、也不由祖上传下的根据。
天理正好是这样一个根据。如果有一套道理不依赖任何人的意志而成立，那么一个读书人只要说中了这套道理，他的话就比官位大。这批人后来敢当面顶撞皇帝、敢说君主的心术不正，底气就在这里。
三件事指向同一个需要：一套讲得通、够深、而且不靠权力授权的根本说法。
接下来说他们造出来的东西。这里要用几个词，先把词说清楚。
第一个词是理。理不是道理的那个道理，也不是规定。它指的是一样东西之所以是这样东西的那个根据——一棵树之所以长成树，一件事之所以该那样办，背后都有一个使它如此的条理。按这一路的讲法，理不与事物分开存在。
第二个词是气。气是构成万物的那些材料与力量，聚起来成形，散开来消失。理是条理，气是材料；有理无气，什么也做不出来；有气无理，做出来的东西没有定形。天地间的一切，都是这两样凑在一起的结果。
词说完了。接下来是把这套说法接到人身上，这是全盘的关键。人性就是天理落在一个人身上的那一份。所以人性本身是善的，而且每个人分到的那一份并无高下。那为什么现实里的人千差万别、大多不够好？因为每个人所禀的气不同：有的清，有的浊；清的那一份能把里面的理透出来，浊的那一份把它挡住了。
这个安排解决了一个老问题。此前一千多年里，说人性善的一路解释不了恶从哪里来，说人性恶的一路解释不了善从哪里来，说善恶相混的一路则不成体统。现在两样各归各位：善的根据在理，恶的来源在气的浊，而气是可以变的。
于是功夫也就有了方向。既然理在万物之中，也在自己心中，那么下功夫的办法就是一样一样地去弄清楚事物的条理，读书、观察、做事、反省，一件一件积累。积累到某一天会豁然贯通——因为万物的理本来是一个理。这就是他们说的格物致知：格是推究，物是每一件具体的事物，致知是把心里本有的那份明白推到底。
配套的还有一整套日常的做法：读书要按次序，处事要存敬，情绪起来的时候要察看它从哪里来。这些做法看起来琐碎，可它们的共同点是：不需要官位，不需要钱，不需要皇帝同意，一个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
它的力量来自三个地方。
第一，它把一件人人都可以做的事，说成了天下最要紧的事。此前几百年，一个读书人要有所作为，得先做官；做不了官，学问就无处安放。现在不同了：修身本身就是全部功夫的根基，做官只是它的延伸。这等于给了一大批终身没有机会进入权力中心的人一个正当而且不小的位置。
本卷讲杯酒释兵权那一讲说过，取士的名额与书的价钱两头同时松开，这个王朝士大夫群体的规模因此前所未有。而在有资格做官的那一层之外，读书应举的人更是多得多。名额再多，也远远装不下这么多人。落第的、罢官的、被贬的、根本不打算去考的，人数远远超过在职的官员。这套学问正好接住了他们。
第二，它给出了一套可以自己办的教育。讲学不必在官学里，几间屋、一批书、一位先生、一群学生就可以开张；讲的内容不由朝廷规定；师生问答被随手记下来，成了新的一类著作。此后几百年里，这类由私人主持的讲学场所遍布各地，成了官学之外的另一条线。
第三，它重新排了一遍经典的次序。此前的读法以那几部最古老的经书为主，那些书难读、歧义多、离日常远。他们把《论语》《孟子》两部语录，与从古礼的记载里抽出来的两篇短文合成一组，作为入门的必读，先读这四种，再读那几部老经书。这一改，儒家的门槛一下子降了下来：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可以从《论语》读起，而不是从三代的典章制度读起。这四种书后来的地位，是后面几卷的事，这里只说它在当时的作用——它把一套高度思辨的学问，变成了一套可以从头教起的课程。
一套说法要活下去，光讲得对不够。它得有人可教、有地方可讲、有课本可用。这三样它都有了。
这里要单独澄清一句话，因为它是后世对这套学问最大的一个误会。
那句话的意思常被转述成：保住天理，灭掉人的欲望。照这个转述，这是一套要人不吃不喝、不近人情的学问。
可在他们自己的用法里，饿了要吃、冷了要穿、男女成家，这些都属于天理，不属于要灭的那一类。要灭的是另一样：超出分际的贪求，以及把私己放在道理前面的那个念头。饮食是天理，在饮食上一味求精求多，才是他们说的人欲。
这个区分在当时的语录里说得相当清楚。可一套学问一旦被定为官方的标准，它的分寸最先丢失。后来那个僵硬的版本是怎么形成的，与这一讲说的这批人有多大关系，是后面几卷的题目。这里只提醒一件事：批评一套学问，得先按它自己的说法批评它。
同样需要分寸的还有他们对礼的强调。这套学问确实把家庭内部的秩序看得极重，也确实为后来许多严苛的做法提供了论据。但就这一讲说的这一段而言，社会实况与后世的想象差得很远——寡妇再嫁在这个时代仍然常见，包括这批人自己的家族里。严苛化是一个后来才完成的过程，中间隔着好几百年和好几次别的变化。把后来的结果直接算在这个时代头上，是一次典型的时代错置。
还有一件事必须说，否则整幅图景会失真。
在这一讲说的这一百五十年里，这套学问始终是少数人的事。要先说明一句：这一百五十年中间隔着一场大变动，朝廷的所在地和这个国家的疆域都变了，那是本卷后面两讲的题目，这里不展开；下面说的情形，变动前后大体相同。朝廷用的不是它，考试考的不是它，多数官员对它并不感兴趣，讥笑它迂阔、不切实用的人一直很多。它的几位主要人物，做的多是州县一级的官，在朝廷任职的时间都极短。
更要紧的是，在这段时间的最后几年，它还遭到过一次正式的打击：被指为伪学，主要人物被逐出朝廷，追随者被列名禁止任用，著作被禁止传布。禁令要到这一百五十年走完之后一两年才松弛。也就是说，在这一段的末尾，这套学问在官方眼里的身份，是一种正被列为伪学的可疑学说。
它成为取士的标准，是本卷之后的事，而且作出这个决定的不是本朝，是另一个政权。这中间的曲折，是后面几卷的题目。
之所以要说这一层，是因为后世习惯把它与这个王朝绑在一起，说这个王朝重文轻武、以这套学问治国。前半句大体成立，后半句不成立。这个王朝绝大部分时间里的官方学问，是另外几路。
再说代价，一共两笔。
第一笔是它转过身去的那个方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人的品质上，等于承认制度这条路走不通。而制度这条路走不通，是本卷讲杯酒释兵权那一讲说的那套设计造成的结果，不是天理。用修身来补制度的缺口，能补住的部分很有限：一个人再好，也改变不了他被切成两半的职权；一群好人凑在一起，在那套设计里还是要被指为结党。
第二笔更隐蔽。这套学问提供了一把极好的尺子，可以用来衡量任何人。而当一群人手里同时握着一把道德的尺子和一场正在进行的党争，尺子就很难只用来量自己。上一讲说过，两次改革之后党争成了常态；此后的争斗里，双方越来越多地不去争一条法令的利弊，转而争对方是不是小人。义理之辨与门户之争贴得太近，这是它从一开始就带着的风险，而它自己没有防住。
第一，这套学问受了多少外来影响。它的许多问题意识与讨论方式，与那套外来学问高度相似，而它的主要人物大多年轻时钻研过对方，成学之后又极力划清界限。有意见认为它实质上是用儒家的话说了对方的道理，也有意见强调两者的根本关切完全不同。本讲只说工具的借用，不判性质。
第二，它是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这一讲把它当作一套东西来讲，是一种整理。实际上同时并存的有好几路，彼此的分歧相当大，有一路根本不承认要一件一件去格物，主张直接在心上用功。把它们并成一个名目，是后来编史的做法。
第三，转向的原因。本讲给了三条——那场持续几百年的失分、改制度这条路走不通、这批人需要一个不由权力授予的根据。三条各有材料支持，可它们的权重无法确定；也有意见认为印刷普及、读书人激增这一类条件才是更基本的原因，思想上的动机是随之而来的。
第四，与两次改革的关系。本讲把这个转向接在两次改革失败之后，这在时间上大体成立，可这套学问的几位早期人物与第二次改革的主持者是同时代人，有的还更早；不能说它是在结果出来之后才开始的。本讲说的是这个转向在改革失败之后才成为一批人的共识。
第五，那句关于天理与人欲的话。本讲按语录里的用法作了区分，这个区分有原文依据；但也要承认，即使在他们自己的表述里，分际在哪里也常常说得含糊，不同场合宽严不一。后世的僵硬用法并非全然无根。
第六，它对妇女处境的影响。本讲把严苛化定为后来的过程，依据是这个时代的再嫁记载与法律规定；也有意见指出，那些后来被用来束缚人的论据确实是在这个时候写下的，因果链条不能完全切断。两说并存。
第七，那次禁令的性质。它通常被读成学术迫害；也有意见指出它主要是一次政争，被禁的一方与另一批政治势力关系密切，学术只是罪名。本讲取后一种读法的分寸，但不否认它在事实上打击了这套学问。
第八，本讲第七节那两笔代价。它们是本讲从后果上做的归纳，不是当时人的自述；把党争的道德化归给这套学问，也可能高估了一套学问对政治的作用。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在最需要办事的时候，一群最想办事的人转身去讨论天理。
因为他们发现，能用的工具只剩下这一样了。
兵权被拆开了，财权收归中央了，宰相的职权切成了几块，改革试过两次都撞在同一堵墙上。一个读书人手里还剩下什么？剩下他自己，和他能说服的人。
于是他们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极其迂远、后来却证明极其有效的事：不去改朝廷，去改人；不去争一时的政策，去争几百年的标准。他们把梯子架在了自己身上。
这个选择的后果，比这一讲说的任何一件事都长久。它造出了此后几百年里读书人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功课和共同的自我要求；它也造出了一套可以用来衡量任何人、因而也可以用来打击任何人的标准。
不过在讲那些后果之前，得先回头看一件更早、也更实际的事。这个王朝在北边有一百多年没有打过大仗，靠的是一个当时就被骂、后来被骂得更凶的办法。下一讲要算的，就是那笔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