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结尾说，收入的增长追不上支出的增长，那就只有两条路：砍支出，或者找新的收入。这两条路后来都有人认真试过。
第一次在十一世纪中叶，从头到尾只维持了一年多。它走的是砍支出那条路，而且认为病根在人：官太多、太滥、太不肯做事。主张的内容因此都落在官身上——收紧凭父祖官位入仕的口子，把考核做实、不称职的裁掉，改考试的内容使它选出会办事的人，同时在各地办学校，从源头上换一批人进来。
第二次在二十多年后，前后推行了十几年。它走的是找新收入那条路，而且认为病根在钱：国家守着一堆资源不去用，钱都躺在民间的富户手里。主张的内容因此主要落在钱上——国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借钱给农户、秋后收本息；国家收购卖不出去的货物、缺货时再放出来；把民户轮流承担的差役折成钱、由官府拿钱雇人来干；重新丈量土地、按实际的好坏和多少定税。此外还有把民户编组、农闲练兵，以及给部队固定统兵将领的办法。
两次的路径几乎相反：一个从人入手，一个从钱入手；一个要减，一个要增。
结局却几乎一样：主持的人被赶出中枢，法令被陆续废掉。
这一讲要问的就是这个：为什么两条相反的路，撞在同一堵墙上。
先看第一次。它的失败快得出奇，原因也直白。
它动的是官僚集团自己。收紧凭父祖官位入仕，等于动了朝堂上几乎每一个人的儿子；把考核做实、裁掉不称职的，等于动了每一个人的同僚和门生。这套主张里最要紧的几条，没有一条是针对外人的。
但真正致命的不是政策，是手段。
要推行这样一套东西，主持者必须有一批同心同德的人。于是他们互相援引、彼此举荐，在朝堂上共同进退，而且并不掩饰——其中一位还专门写了文章，公开论证正派的人结成同类是正当的。
这一步踩中了这套体制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本卷讲杯酒释兵权那一讲说过，那套设计的思路只有一句话：把任何一样可能变成刀的东西拆开，交给不同的人，让他们互相牵制。它的假设是任何一个人手里的权力过大都会出事。在这个假设下面，结党是最重的指控——比贪污重，比无能重，因为贪污和无能只损害一件事，而结党挑战的是整套设计的前提。
所以对手的反击不需要论证哪一条法令不好，只要指出这些人是一伙的就够了。而这个指控在事实上还成立。
他们自己也没有否认。那篇文章的辩解是：小人以利相聚，聚不长久，算不得真的同类；君子以道相聚，才是真的同类，所以在上位的人不该一概禁绝，该做的是分辨真伪，把真的那一群用起来。这个辩解在道理上站得住，可它在政治上等于对最高处的那个人说一句话：请你相信我们是好人。而那套设计的整个前提，恰恰是不必相信任何人。它宁可要一群互相牵制的可疑的人，也不要一群需要被信任的好人。
第一次的败因，因此不在它的主张，在于它一开始就撞上了那套设计的基本假设。
二十多年后的第二次，吸取了教训，也换了打法。
第一，它有皇帝的持续支持。年轻的君主本人急于改变局面，主持者因此不必靠结党去凑力量——他有一个比任何同盟都可靠的靠山。
第二，它绕开了恩荫与考核这个雷区。它不去动谁的儿子，不去裁谁的同僚，它去动钱。动钱得罪的是别人，至少一开始看起来是这样。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一点：它背后有一套完整的想法。
那套想法大意是这样：国家不应该只是坐着收税，它应该主动去组织生产和流通。天下的财货是可以做大的，只要让它流动起来，而让它流动起来需要有人出本钱、担风险、做组织——这件事富户在做，做得很贵；国家可以做，做得可以便宜些，还能把利息收进国库。
这套想法的新处不在做法本身。卷二讲变法那一讲说过官府丰年平价收购、荒年平价卖出的办法；卷四讲汉武帝的钱那一讲把国家自己下场经营列为筹钱的五类办法之一，并说这条路一旦走通就再没有关上过；卷四讲王莽那一讲里也有设官平抑物价、办理借贷的事。新的是另一层：这一次，国家下场被当作一套关于财富怎么生出来的道理正面提出来，成体系，而且要铺到全国。
按这套想法，国家多出来的那一份，不必从种地的人身上多取一分——它来自原先被富户拿走的那一部分利息和差价。这句话是这套主张最有力的地方，也是它最先被攻击的地方。反对的人不接受它的前提：在他们看来，天下的财货就是那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官府，所谓做大只是换一个名目多取；而由官府去做本钱和风险的生意，最后一定是本钱由百姓出、风险由百姓担。
有了皇帝，有了避开雷区的路线，有了一套自洽的道理，第二次因此推行了十几年，铺到了全国。
失败的原因不止一层，四层都要说。
第一层是执行。任何一项在中央看来合理的办法，到了地方都会变成一项任务和一个数字。借钱给农户，本意是替代高利贷，可地方上要完成放贷的额度，于是不需要借钱的人家也被摊派。国家收购滞销货物，本意是平抑物价，可经手的人有指标在身，就变成了压价收进、抬价放出。把民户轮流承担的差役折成钱，本意是让人不必因为轮到一趟差就荒废本业，可这笔钱是按户等摊的，而户等本来就定得粗；更要紧的是，原先不必服役的一些人家现在也要出一份，反对的声音里最响的一部分正是从这里来的。重新丈量土地，本意是让税负公平，可丈量本身要人力要时间，扰动极大，而且很容易被地方上的强宗大户做手脚。
第二层是人。要把这样一套东西推到全国，需要一大批能干、肯任事、不怕得罪人的官员。可本卷讲杯酒释兵权那一讲说过，那套体制能防住一切坏事，也就防住了一切需要冒险的好事。在这样一套体制里待久了的人，学会的多半是把事情办得没有把柄，而不是把事情办成。合用的人不够，主持者只能提拔愿意支持自己的人，而愿意支持的人里，有相当一部分是看准了机会的投机者。到后来，一项法令办得好不好，往往取决于那个地方碰上了什么样的官。
第三层最根本。这套办法要求把权力集中到一处：要有人统一制定、统一考核、统一奖惩，否则法令一出中枢就走样。可本卷讲杯酒释兵权那一讲说过，集中权力正是那套体制要防的东西，任何试图把权力重新集中起来以便办成一件大事的努力，都会被这套设计本身判定为危险。所以反对的人里，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反对某一条具体的法，是反对这种做事的方式本身——在他们看来，一个人能把这么多事攥在手里，本身就是危险。
第四层要单独说，因为反对者常被写成昏庸的保守派，这是不公平的。
他们的核心论点是可核的，而且后来被证明是对的：国家一旦下场做生意，它手里的行政强制迟早会被用来完成商业上的指标。卷四讲汉武帝的钱那一讲说过一条道理——一旦下场，就回不去了：经营需要机构，机构需要人员，人员需要俸禄，这套东西一旦建立，它自己就成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反对者的担心正是这一条，而各地的实情证明他们没有说错。
现在把两次并排看。
第一次从人入手，触动了官僚集团的利益，靠结党推行，被以结党击倒。
第二次从钱入手，避开了恩荫与考核，靠皇帝推行，被以变乱祖法与用人不当击倒。
两次的具体罪名不同，可形状是同一个。
要办成一件涉及全国的事，必须有一个人或者一小群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说了算——要么靠同志，要么靠君主。而这两样在那套体制里都是可疑的：靠同志叫结党，靠君主叫权臣。
于是就有了这个王朝改革的两难：不集中权力，办不成事；集中权力，就触犯了这套体制赖以成立的根本。而在这套体制里，触犯根本的人很难站得住——清除他的未必是某一个对手，往往是这套体制本身。
还有一层后果比失败本身更重。一旦推行一项政策必须靠一群人，那么这群人和他们的对手就都成了党。政策与人事从此绑在一起：换人就换法，换法就换人。此后几十年里，中枢每换一次手，全国的法令就翻一次面；而每一次翻面，被贬的一方越走越远，报复越来越重。
这就是那套设计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它拼命防的是一个人独大，防出来的是两群人轮流把对方赶尽杀绝。
后果有好几样，一样比一样长远。
第一，党争成了常态。政治的主题不再是办什么事，而是谁上谁下。到最后，连立场本身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站在哪一边。
第二，士大夫内部的信任被破坏了。本卷讲杯酒释兵权那一讲说过，这个王朝的政治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斗争极其激烈，可失败的一方多数只是被贬到远处做官，很少被处死。这条规矩在党争的后期被严重侵蚀——虽然大规模处死仍然罕见，可名单、党籍、连坐式的排斥出现了，而这在本朝此前是没有的。
第三，财政上那个根本的矛盾没有松动。收入的增长追不上支出的增长，这个上一讲说的矛盾，在两次改革之后原封不动。它后来是靠别的方式被推后的，而不是被解决的。而且两次各留下一样副产品：第一次之后，凡是主张改动的人都要先洗清结党的嫌疑；第二次之后，凡是主张改动的人都要先洗清聚敛的嫌疑。改革这件事本身，在这个王朝的政治语言里从此带上了一层洗不掉的颜色。
还有一样要放到最后说，因为它是下一讲的入口。
与这两次改革大体同时，另一批读书人正在做一件完全不同的事：他们不去讨论法令，去讨论人。有一种读法认为，两次失败使这条路成了后来一大批人的共识——制度是死的，执行它的是人；同一条法令，好人办出来是好事，坏人办出来是坏事，所以真正要下功夫的地方不是法令，是人本身。这个说法在时间上大体讲得通，可那条路的几位开创者与第二次改革的主持者是同时代人，有的还更早，并不是在结果出来之后才开始的。
这个转向后来长成了什么，它究竟多大程度上是从这里来的，是下一讲的题目。
最后说评价，本讲不给谁对谁错的总评，理由有两条。
一条是材料。关于第二次改革的记载，主要出自最后胜利的那一方编定的史书，而那一方的若干人本身就是当事人。这些记载对法令的弊病记得极详，对它的成效记得极简；出自主持者一方的材料则大量散失。所以今天看到的那幅图景，本身就是斗争的产物。
另一条更要紧：双方的分歧是一个真问题，而不是一个可以判对错的问题。国家该不该、能不能直接组织经济活动——这个问题此后一千年反复出现，到今天也没有定论。把它简化成开明与守旧之争，是把一场关于国家职能的争论矮化成了一场道德剧。
可以确定地说的只有三件事，而且这三件同时为真：那些办法里有相当一部分是有效的，而且被后来的王朝陆续沿用；执行中的走样是真实而严重的，受害的是最没有能力承受的那些人；两次失败的直接原因都是政治的，不是经济的。
第一，两次改革的内容清单。两次都不是一套一次颁下的方案，而是几年里陆续推出、边推边改的一批法令；有的行了不久就废，有的改了名目继续行。把它们并成两份主张，是一种整理。
第二，第一次失败的原因。本讲把结党这一条放在首位；也有意见强调边境形势的变化使君主失去了改革的动力，或者认为那套主张本身在当时缺乏可操作性。
第三，第二次改革的实际成效。财政收入确有增长，可增长里有多少来自那些新办法、多少来自别的原因，无法拆开；关于它对农户的实际影响，同时代的记载互相矛盾，且都带着立场。
第四，反对者的构成。把他们统称为保守派是不准确的：其中有第一次改革的主持者与参与者，有主张温和调整的人，也有单纯的地方利益代表。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比他们与主持者之间的小。
第五，那套经济想法的来源与性质。它是不是一套自觉的理论、与前代的理财主张有多少继承关系，各家判断不同；用后世的经济学概念去描述它，风险很大，本讲一律不用。
第六，执行走样的普遍程度。它在某些地方极严重，在另一些地方并不明显；由于留下记载的多是抗议者，普遍程度容易被高估。但本讲仍取走样严重这一判断，因为它有多方面的旁证，包括主持者一方后来自己下达的纠正文书。
第七，党籍与连坐式排斥的严重程度。它与本朝此前相比确实是新的，但与后面几卷将要看到的做法相比仍然有限。本讲说的是相对于本朝此前的变化。
第八，本讲第五节那个两难。它是本讲用来组织材料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表述；当时人争论的语言是祖宗之法、是义利、是君子小人，不是权力集中与否。更要紧的是那条因果本身：本讲把最深的一层归给体制的基本假设，这是通行的读法；也有意见指出，两次的挫败各有具体的原因，不必都归到那个假设上。本讲第四节列的执行与反对者的论点这两层，正是这一类原因，两说在本讲里是并列的。
第九，第三节那套想法的新颖性。本讲把新处限定在理论自觉与铺开的规模上，不在做法本身；也有意见认为它与前代的理财主张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断裂。
第十，第六节末那个转向。把它接在两次改革失败之后，是一种读法；另有意见把它接到此前几十年的儒学复兴、外来学问的长期压力与经学自身的转向上，与两次改革关系不大。本讲并列这两说，不判先后。
第十一，本讲第九节那条一般性观察——防范风险的能力与自我更新的能力往往同源。它是本讲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认识。
回到最初的问题。那堵墙不在政策这一头，在办事的方式这一头。
本卷讲杯酒释兵权那一讲说过，那套设计是一把极好的锁：它把所有人都变小，因此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危害这个国家。这一讲接着那半句往下说——正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危害它，也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改变它。
一把好锁的性质就是这样：它不区分想进来的人是贼还是主人。
这里可以看出一个更一般的东西。一个体制防范风险的能力和它自我更新的能力，往往来自同一个地方，因此也往往此消彼长。防得越严，能动的地方越少；而能动的地方越少，它就越依赖外部的冲击来完成改变。
这个王朝后来确实等来了那样的冲击。它来自北方，而且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猛烈。
不过那件事要过很久才来，中间还隔着别的事。本卷接下来要先看的，是一批读书人把心思转到了哪里去——那件事的影响，比这两次改革加起来还要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