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结尾留下的那个矛盾，得先用数字来看。可这一讲开头必须先说清楚这些数字的来历。
关于这个王朝财政收入的记载，主要出自两类材料：一类是官府编的会计录，一类是臣子上给皇帝的奏议。前者是账，后者是论辩之辞——上奏的人要么在说国用不足、必须开源，要么在说横征暴敛、必须节流，数字是被拿来支持某一边的。
而且不同年份之间差别极大：一次大战、一次灾年、一次改制，都能让某一栏翻倍或者减半。有些记载把实物折成钱，有些不折；有些把地方留用的算进去，有些只算上缴的。
所以本讲的做法是：不给绝对数，只讲结构——钱从哪几条线上来，各条线的分量大致是什么关系，以及这个结构在此前有没有出现过。
只保留一个量级上的估计：这个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按可比的口径算，是上一卷讲开元到天宝那一讲说的那个顶点时期收入的好几倍。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构成。
在此前的一千多年里，一个王朝的钱主要来自地和人：田赋、丁税、力役。上一卷讲藩镇与两税法那一讲说过，那个王朝后期已经开始换轨——按资产征税，同时把食盐的买卖收归官府，盐利一度占到收入的一半上下。
这个王朝把那条支线做成了主干，而且不止一条。
第一条是专卖。盐之外，加上茶，以及酒和若干种矿产。刚才说的那个王朝后期，已经是官府在产地加价卖给商人、由商人运到各地——商人运销这一层，那时候就有了。这个王朝新加的是另一层：它把专卖的资格本身做成一纸凭证，凭证可以买、可以转手，商人拿着它到产地提货再运出去卖，而要拿到凭证，往往先得往边地送一批粮草。盐和茶走的是这一路；酒多是就地酿、就地由官府卖，矿产则是官收官卖与抽分，两样都不走凭证这条路。
第二条是商税。货物过关卡要交一道，进城入市出售再交一道。全国设了成千的税场，凡是货物聚散的地方，多半都设了一处。
第三条是海外贸易。几个沿海港口设了专管的机构，进港的船要按比例抽取实物，另有一部分由官府先行买下。这一条的规模此前从未有过。
还有一条不该漏掉，虽然它不算新：田赋。一年分两次征收那一套照旧在收，而且始终是最大的单项之一。这一讲说三条新线，不是说旧的那一条不重要，是说这个王朝与更早那些王朝的差别就在这三条上——在上一卷那个王朝后期换轨之前，专卖与商税一直只是补充；到这里，它们合起来足以与田赋分庭抗礼。
三条线有一个共同点，而这个共同点是整讲的关键：它们都不依赖土地，也不依赖户口，只依赖交易。
一个国家的收入如果主要来自地和人，那么它最关心的事是人别跑、地别荒；一个国家的收入如果主要来自交易，那么它最关心的事就变成了买卖别停。
这是一种此前没有过的激励。它不会让一个政府变得爱护商人，但会让它舍不得掐死商人。
那么交易为什么这么多。这一节说四样东西。前三样都不是这个王朝安排出来的，多数是它拦不住、后来转而从中收税的；第四样是前三样堆出来的结果，也是下一节的引子。
第一样是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多了。南方的水田得到了一种早熟耐旱的稻种，成熟得快，一年里能多安排一茬庄稼；低洼地与山地也大量被开垦出来。上一卷讲安史之乱那一讲说过，从那以后一个在北方立都的王朝必须靠南方养着；到这时候，南方能拿出来的已经不只是够朝廷吃的那一份，还有大量可以拿去卖的余粮。有余粮，才有交易。
第二样是城市的形状变了。此前几百年里，城里做买卖有固定的地点和固定的时辰，四周有墙，由官府开闭。这个王朝的城市不再是这样：沿街开店，夜里也做生意，城外还先长出了建制之外的集市。这个变化不是一道诏令带来的，是先在事实上发生，官府拦了几次拦不住，最后承认了它。
第三样是运输。上一卷讲隋的三件事那一讲说过那条南北向的水道；到这时候它已经是一整套体系，加上沿海的航线、越造越大的海船，以及在船上开始使用的辨别方向的办法。东西运得动，市场才连得起来。
这几样里，坊市那一样最值得多看一眼。城墙一直都在，变的是墙里面的规矩。旧的那套办法把买卖圈在固定的地方和固定的时辰里，好处是官府管得住——谁在卖、卖什么、什么价，一目了然。新的形态把这份便利拿掉了：铺子沿街散开，交易随时发生，官府再想知道城里流过多少货，只能改用另一套办法——在关卡和市口上按次收税。收税的办法之所以变，正是因为管理的办法先失效了。
第四样是钱本身。铜钱的铸造量达到了此前任何时代都没有过的水平，可它仍然不够用——因为要交易的东西太多了。
第四样东西直接带出了这一讲最出名的一件事。
纸币不是从道理里想出来的，是从一个很具体的麻烦里长出来的。
西南有一个用铁钱的地区。那里不产铜，此前已经行用铁钱，朝廷又禁铜钱流入，几样凑在一起，铁钱就成了那里的通货。铁钱重，价值低，做一笔大些的买卖，光是钱就得用车拉。做大宗买卖的商人受不了这个，于是几家有信用的商号联合起来发行一种纸券：把铁钱存在我这里，拿这张纸走，到别处凭它取钱。
这套办法先是民间的，出过乱子，官府一度想取缔；后来官府发现取缔不如接管，于是改成官办，设专门的机构发行。
这里有三件事值得记住。
第一，它一开始是有节制的。有本钱作准备，有兑换的期限，规定发行的总额，每隔几年收回旧的换发新的。这几条说明当时的人很清楚这张纸靠什么维持——它靠的是随时能换回硬钱这个承诺。
第二，它确实好用。用一张纸代替那一车铁，交易的成本一下子降了下来，而且它可以在更大的范围里流通。
第三，它后来还是贬值了。而贬值的原因不是没人懂道理，恰恰是懂道理的人被迫违反自己的规矩：一旦打仗、一旦财政吃紧，最快的办法就是多印一些。准备金跟不上，兑换的承诺就成了空话；空话一被识破，那张纸就只值它本身那点纸钱。
这条线索此后一直延续，本卷后面还会碰到它，再后面几卷还会碰到。这里只把它的起点和它的原理说清楚。
现在回答开头那个问题。
收入这么高，为什么还穷。答案不在收入这一栏，在支出那一栏，而支出的三笔大项，每一笔都直接来自上一讲说的那套设计。
第一笔是养兵。上一讲说过，为了不让失去土地的人变成流民，招进军队之后不能裁。于是兵越来越多，而这支军队又因为上一讲说的那四步而不好用。军费长期是全部支出里最大的一块，而且大得没有别的项目可以相比。
第二笔是养官。上一讲说过，为了让每一个位置都有人盯着，官职必须成倍地设。加上考试取士的规模空前，进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位置和俸禄都得给。
第三笔是边上的开销。这一笔里既有驻军和城防，也有为了不打仗而付出去的东西——那是本卷后面一讲专门的题目，这里只记一笔账。
这三笔还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它们都是刚性的。裁兵会造出流民，裁官会得罪整个士大夫群体，停掉边上的开销就意味着开战。三样都动不了，而它们又都随着时间自然增长——兵一年比一年老，官一年比一年多，边上的开销一次比一次贵。一笔只能涨不能减的支出，遇上一笔涨得没那么快的收入，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三笔加起来，就是那个矛盾的答案：这个国家的收入确实在涨，可它的支出涨得更快，而且支出的增长不是浪费，是那套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
所以喊穷不是错觉，也不是矫情。它是上一讲那把锁的账单。
这里还有一层要说清楚。收入的三条新线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它们比田赋更容易被推高。田赋要加，得改税率、要面对整片乡村；专卖和商税要加，只要提一提价、多设几个税场就行。所以每一次财政吃紧，最先被加的总是这几样。而这几样加到一定程度，交易本身就会缩——这是一条会自己反噬的路。
这个王朝常被称作中国史上第一个财政国家。这个说法要小心用。
它成立的那一部分是实在的：国家的收入主要以货币形式取得，主要来自流通而不是土地；有专门的财政机构和一批以理财为业的官员；国家会主动去干预经济活动，因为那直接关系到自己的进项；而且它的许多政策——包括后面那两次大改革——是被财政需要推着走的。
它不成立的那一部分同样要说：这个国家不发公债，不向社会借钱，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对征税表示同意或者不同意。它要钱的时候是直接取，不是先借后还。这与后来欧洲那个用同一个词描述的东西，在最要紧的地方不一样。
所以本讲用这个说法，取的是它描述性的那一半——描述一个收入以货币为主、被财政需要驱动的国家；不取它作为类比的那一半。
三样。
第一，此后各朝的财政再也没有回到纯粹靠田赋的老路上。专卖此后长期是固定的大项；商税则从此成了一个被正式经营、不再消失的税目，虽然各朝的轻重差别很大。
第二，纸币这条线一直往后走。它后来经历过几次崩溃，也被几次重建。后来那几次里反复出现同一种压力：一旦财政吃紧，最快的办法就是多印一些。至于每一次败坏的具体机制是不是同一个，要看后面几卷各自的情形。
第三，也是最不容易看见的一样：国家对商人的态度变了。此前的通行说法是抑商——商人被视为不事生产、扰乱本业的人。可当国家的进项对交易的依赖到了这个地步，抑商就成了一句不能认真执行的话。这个王朝的做法是既用又防：让商人替它运盐、替它买货、替它把那些专卖凭证变成现钱，同时又反复用行政手段挤压他们的利润。
还有一样要单独记一笔，因为它是前三样的副产品：这个王朝的官员里，出了一批真正懂钱的人。他们算得清一项专卖一年能出多少、一条运河改道能省多少、一次增发会把物价推到哪里去。此前的朝廷不是没有管钱的官，可管钱在那时是一门手艺；到这里，它成了一门可以拿来议论国是的学问。下一讲要讲的第二次改革，争论的双方里都有这一批人。
前面这三样合起来，是一个此前没有出现过的国家形态。而它也留下了一个此前没有过的脆弱之处：一个靠货币和交易运转的财政，在货币出问题、交易断掉的时候，没有退路。田赋再少，地还在那里；而市场一旦停摆，那三条线一起断。
第一，财政收入的数字。前面已经说明它们的来历与局限。特别要提的是与上一卷那个顶点时期相比是好几倍这个说法：它依赖折算的口径，各家算法不同，有的算法差距要小得多。本讲用它作量级，不作精确比较。
第二，各条线所占的比例。田赋与非田赋孰多孰少，在不同年份、不同算法下结论不同；说非田赋部分超过一半，只在某些年份和某些算法下成立。本讲不给比例。
第三，坊市制度的崩解。它是一个跨越很长时间、各地不同步的过程，并非某一朝一次完成；把它整个系于这个王朝是一种简化。
第四，那种早熟稻的作用。它的引入、推广范围、实际增产幅度，各家判断差别很大；也有意见认为水利与开垦的作用大于品种本身。
第五，纸币的起源。民间发行的具体形态、官府接管的时间与动机，记载简略且互有出入；关于最初的准备金比例与兑换办法，多出自后来的追述。
第六，军费占支出的比重。这个数字在不同奏议里差别极大，而奏议本身多是为了主张裁军或者反对裁军。本讲说的是长期占大头、且大幅超过其余各项这个方向。
第七，财政国家这个说法。它是用一个来自别处的概念来描述这个王朝，取其一半舍其一半本身就有风险；也有意见认为这个概念根本不适用。本讲已在正文交代取舍。
第八，海外贸易的规模。抽取的比例、进港船只的数量、这一项在总收入里的位置，各家依据的记载不同，差别很大；且这一项在不同年份、不同港口之间波动极大。本讲只说它此前从未有过这个规模。
第九，本讲第二节那条一般性判断——收入来自交易的国家会舍不得掐死商人。这是本讲用来组织材料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表述；实际情形里，出于财政目的的挤压同样频繁而严厉。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这么有钱，还这么穷。
因为富和穷说的是两件事。富说的是这个国家能从社会里取出多少，穷说的是它取出来之后还剩多少。
它取的能力是空前的：三条不靠土地的线，一套遍布全国的税场，一个能把那些专卖凭证变成现钱的商人网络，还有一种可以凭空印出来的货币。
它花的方式也是空前的：一支不能裁的军队，一套必须重叠的官僚，一条用钱换来的边境。
而这两头是同一套设计的两端。上一讲说过，那套设计是一把极好的锁——它防住了武将篡位、防住了宦官与外戚、防住了宗室相攻、防住了地方坐大，代价是它必须养着大量的人来互相盯着，还必须养着一支花了大钱却用不动的军队。锁本身不花钱，可维持一把锁始终锁着，要花很多钱。
于是这个王朝进入了一种很特别的状态：它一边是一个空前富庶的社会，一边是一个常年为钱发愁的政府。
这个状态维持不下去。总有人会问：既然收入的增长追不上支出的增长，那么要么砍支出，要么再找新的收入。这两条路后来都有人认真试过。
那两次尝试，以及它们为什么都失败了，是下一讲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