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把题目留在这里：怎么让一支军队既能打仗，又不会把它的统帅送上皇位。
接手的人对这道题有一种别人没有的体会——他自己就是被部下拥立上去的。他清楚那套规则的每一个环节，因为他刚刚走过一遍。
于是有了那件最出名的事。一场酒宴，几位手握兵权的开国将领，一番话之后交出兵权，换来的是一份足以安度余生的补偿，其中与皇室结亲这一样另有列传的婚配记载可以旁证。
这件事要先做一次史料上的交代。那番对话最早见于这个王朝几种私家笔记，笔记之间的时间、在场者、说法互有出入；后来的编年史与更后来所修的正史，都是在这几种笔记的基础上写定的，连事情系在哪一年都不一致。也就是说，细节并不出自当时的官方记录。所以本讲不复述任何一句对白，只把它当作一个标志。
标志的意思是：兵权是可以赎买的。
这不是第一次。卷四讲东汉豪族那一讲说过，那个王朝开国之后对功臣很优待，封侯，给食邑，让他们带着爵位和食邑退出实际职务，这个安排通常被称赞为保全功臣的智慧。这一次不同的地方在后面：那一次交出的是职务，实力仍旧留在地方；这一次连地方的实力也一并收走了。怎么收的，是下一节的事。
而这一点比温和不温和要紧得多。刚刚过去的那五十三年里，交出兵权之后能不能保命，没有人有把握，所以没有人肯交；而不肯交，皇帝就只能杀，杀了别人又更不肯交。这是一个死循环。这一次，交出兵权换来的是安稳与富贵，而且这个承诺被兑现了，被后来的人看在眼里。
交易一旦成立，后面所有的设计才做得下去。
接下来是一整套动作。它的思路只有一句话：把任何一样可能变成刀的东西拆开，交给不同的人，让他们互相牵制。
在兵权上，这件事分四步做。
第一，带兵的人与调兵的人分开。统领部队的将领没有调动部队的权力，掌握调动权的机构手里没有部队。要动兵，两边都得同意。
第二，部队定期换防，将领不随部队走。这一条的效果一望可知：将领与士兵之间长不出私人的感情与默契。上一讲说过那三条规则的第二条——军队效忠的是带它的人，不是那个位置。这一步正对着那条规则。
第三，最能打的部队集中到都城附近，地方上留下的多是弱兵。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地方即使起事，也打不过中央。
第四，出征时的统帅越来越多地由文臣担任，武将在下面听指挥；这是倾向，不是没有例外。
四步合起来，上一讲说的那台自我循环的机器，每一个前提条件都被拆掉了：将领带不动兵，兵不认得将领，地方打不过中央，而统帅本人常常不是行伍出身。
还要补一句这四步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它们不只防将领，也在防皇帝自己。带兵的与调兵的分开，意味着皇帝要动兵也得走那两道手续；精锐集中在都城附近，意味着这支部队离皇帝最近，也离想动皇帝的人最近。往这个方向读下去，这套办法的假设就不止是某个将领会反，而是任何人只要手里的东西够用都可能反，包括坐在最上面的那个人。这只是一种读法，通行的读法与它相反，认为这一套分权的实际结果恰恰是最上面那个人的权力空前地大。
效果是确定无疑的。这个王朝三百年，没有发生过一次成功的武将篡位。
代价同样清楚：军队不好用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换防打断了训练与默契，而不懂军事的文臣坐在指挥的位置上。这是最通行的批评，本讲取它，但也要说明有相反的意见，存疑里另记一笔。
拆兵权只是其中一处。同一个思路被用到了所有地方。
宰相的职权被切成了几块：增设副职与他同署，军政与财政各归一个专门的机构——那两个机构沿自前面那五十三年，到这时候固定下来；过去归宰相的那两块，就此切了出去。上一卷讲三省六部与律令那一讲说过那道起草、审核、执行的程序；这里做的是另一件事：不是把一个决定拆成几道工序，是把一个位置的职权拆成几个位置。
地方上同样如此。州的长官由中央派文官担任，任期很短，做满就调走；同时另设一个官员与他同署文书，有权直接向中央报告。地方的赋税大部分上缴中央，留在本地的只够日常开销。
监察那一套也被放大了。那一讲还说过，那台机器靠盯人与留痕两样撑着；这个王朝把盯人这一样加到了极致，专门挑毛病的官员分量很重，可以驳斥宰相，可以议论皇帝。
还有一层是财政上的。上一卷讲藩镇与两税法那一讲说过，那个王朝后期的稳定靠的是东南出钱、中原出兵、朝廷坐在中间调配。这个王朝把这个格局改成了单向的：钱一律先上缴，再由中央分下去。地方因此永远没有余力做任何中央不同意的事，代价是它也永远没有余力应付任何中央来不及管的事。
所有这些动作有一个共同的形状：每一个位置都被另一个位置盯着，每一样权力都被切成两半。
后果有两层。浅一层是办事慢、机构多、官员多。深一层更要紧。上一卷讲三省六部与律令那一讲说过，最高的那个位置从来不是一个人，责任摊薄之后谁都容易不去承担；这个王朝把这个安排推到了每一个衙门。当每一样权力都被切开之后，就没有人能对一件事负全责；而没有人负全责，就没有人能推动一件真正的大事。
这一条会在本卷后面几讲里反复出现。
拆开这些东西只是防住了一件坏事。要让这个国家真正转起来，还需要另一半——一批地位完全来自这个体制、离开它就什么也不是的人。
于是有了考试制度的定型。
做的是这么几件事。取士的规模扩大到此前无法想象的程度。取中之后直接授官，不必再等另一个衙门另考一次。最后一场由皇帝亲自主持，中式的人从此在名义上是皇帝的门生，而不是某个考官的门生。考卷糊住姓名，另请人誊抄一遍再送去评阅，把考官认出笔迹与姓名的可能一并切断。
这几件事合起来，做成了一件此前几百年一直没做成的事。上一卷讲隋的三件事那一讲说过，考试换掉的原理是从你是谁家的人换成你答得怎么样。上一卷讲武则天那一讲说过，那几十年拆掉的不是门第，是门第与最高职位之间那条直接的通道；同时它也留了话，真正让门第彻底失去意义的力量不在那一朝。接着那句话往下说，可以加上一条：此后这个王朝的宰相，绝大多数出自考试。
还要接上上一讲说的另一件事。那五十三年里官府主持刻板印书，此后印本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宜。书变得可以成批复制，读书这件事的门槛第一次真正降下来。
这里要说清楚一件容易被夸大的事。考试对所有人开放，不等于所有人机会均等。备考要脱产，要买书，要有人指点，这几样都要钱；所以能走完这条路的，多半仍是家里供得起的人。真正被换掉的不是贫富这条线，是门第那条线——一个新富起来的人家，现在可以在一两代之内把子弟送进去，而在此前的几百年里，这件事需要几代人的经营，甚至根本做不到。
一头是取士的名额，一头是书的价钱。两头同时松开，才有了这个王朝士大夫群体的规模——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数量。
先算收益，因为它常被低估。
这个王朝三百年里，没有武将篡位，没有宦官废立皇帝、把持朝廷，没有太后临朝加外戚掌兵那一套循环，没有宗室之间的大规模内战，没有长期不受中央节制的地方。
把这五样并排看一下。本系列前面几卷讲过的王朝，几乎每一个都死在其中一样上：有的死于宗室相攻，有的死于外戚掌兵，有的死于宦官把持朝廷，有的死于地方割据，有的死于武将拥兵。这个王朝一样也没有摊上。
这不是运气。这是那套设计直接换来的东西，必须先承认。
还有一样常被忽略的收益：政治斗争的形态变了。士大夫之间的争斗极其激烈，可失败的一方多数只是被贬到远处做官，很少被处死。这条不成文的规矩维持了很久，也使得被贬的人还能回来，还能接着写文章、教学生、办事情。一个不必以死相拼的政治，代价是它很难出结果，好处是它不会把人吃掉。
还有第三样收益，与前两样是同一个来源：因为国家不必再把主要的力气放在防内乱上，它可以把注意力放到别处去——放到河渠、仓储、赈济、律令的修订、学校与书籍上。一个不必天天提防自己人的政府，能腾出来的手比想象的多。
至于经济与思想上的那些成绩，本卷后面几讲各有专门的题目，这里不展开。
再算代价，一共三笔。
第一笔是军事上的长期被动。这一点要说得准确：不是打不了仗，这个王朝打过不少硬仗，也守住过很久；是打不了那种需要长期握有主动、需要一个统帅连续几年自行决断的仗。而对手恰恰擅长这种仗。
第二笔是养人。为了让每一个位置都有人盯着，官职必须成倍地设；为了不让失去土地的人变成流民，招进军队之后又不能裁。于是官越来越多，兵越来越多，而这两样都要用钱养。这笔账怎么算、算到什么地步，是下一讲的题目。
第三笔最深，也最难看见：这套设计的前提是不信任。
它假设任何一个人手里的权力过大都会出事——而根据前面那五十三年，这个假设完全成立。于是它的做法是把所有人都变小：把宰相变小，把将领变小，把地方长官变小，把每一个衙门变小。
可一个把所有人都变小的体制，在需要有人拿主意的时候，就找不到那个人。它能防住一切坏事，也就防住了一切需要冒险的好事。
这第三笔还有一个更麻烦的地方：它把自己锁死了。任何试图把权力重新集中起来、以便办成一件大事的努力，都会被这套设计本身判定为危险——因为集中权力正是它要防的东西。所以后来那两次改革真正撞上的究竟是什么，是某一批反对者，还是这套体制的基本假设本身？那是本卷后面一讲的题目。
把这一讲的东西放大一点看，会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形状。
一套办法针对的，总是一个已经看清楚的问题；而它解决得越彻底，就越容易在一个当时还看不见的问题上出事。
本系列前面已经看到过几次。卷四讲汉承秦制那一讲说过，开国时封出去的那批王是战争期间不得不封的，封的时候是为了让他们出兵；说这是吸取前一个王朝孤立无援的教训，理由是事后补的。那批人几年之内就被陆续削夺、诛杀，取代他们的是皇帝的子弟——这一次才真是按屏障那个道理封的。可到第二代问题就出来了：削藩，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大规模的诸侯联合叛乱。那一讲下的结论是，屏障本身成了最大的威胁。
卷五讲西晋崩溃那一讲说的是另一个王朝：它读的仍是同一个教训，不接受汉初那一次的结论，把同一副药方吃得更猛。差别不在封国更大，在于宗室出任要地的军事长官，手里的兵不再只属于封国，而结果也就比前一次大得多。
上一卷讲开元到天宝那一讲说过，原来那套兵制与授田本是一套东西，授田这一头塌了，兵制也跟着塌，替代办法是花钱雇长期服役的职业兵，这一步不得不走；而那批职业兵后来长成了藩镇。
现在轮到这一次。前面那五十三年死在武人手里，于是这一次把武人彻底拆散；而拆散的方式，造出了一个既打不了大仗、也办不了大事的体制。
这不是因为设计者短视。恰恰相反，他们对上一个问题看得极准，答案也做得极好。问题在于，一个答案越是严密，日后应付新问题时可挪动的余地就越小。
第一，那场酒宴。那番对话最早见于这个王朝的几种私家笔记，编年史与后来的正史都是据此写定的，各家在时间、在场者与说辞上互有出入，连系年也不一致；也有意见认为它是后人对一个渐进过程的浓缩。本讲只把它当作标志，不复述情节。
第二，这四步是不是一次成型。这几项措施是几十年里陆续推行的，不是一次颁下的一套办法；把它们并成同一套设计，是从结果上的归纳。
第三，军事弱势的成因。通行的批评归咎于这套制度；也有意见指出，失去北方产马之地、对手的作战方式、财政能支撑的战争规模，都是同样重要的原因，甚至更重要。本讲取前一种作为叙述线索，但不认为后一种不成立。
第四，取士规模的比较。不同时期、不同科目算不算在一起，照顾性录取的那一类计不计入，会得出很不一样的数字。本讲只说规模远超此前，不给具体倍数。
第五，宰相多数出自考试这一条。它在这个王朝的中后期成立得更充分；开国头几十年里，靠旧僚属一路进入中枢的仍然不少。
第六，不杀士大夫这条规矩。它是不成文的，执行中也有例外，个别案件确实死了人；把它说成一条铁律是一种简化。本讲说的是常态与倾向。
第七，冗官冗兵的规模。数字出自不同时期的奏议与后来的追述，差别很大，且当时人也在用它们做论辩。本讲不给数字。
第八，把权力切开与办不成大事之间的因果。本讲把后者归给前者，这是通行的读法；也有意见指出，后来那两次改革的挫败各有具体的原因——财政的实际状况、执行的走样、反对者的具体主张——不必都归到体制的基本假设上。本讲取通行的读法，但把这一层记在这里。
第九，本讲第七节那个观察——一套办法解决得越彻底，越容易在一个没有预见到的问题上出事。这是本讲用来组织材料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认识；用它去读每一次制度设计，也会遮掉那些与前事无关的动因。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解决得这么干净，反而落下了甩不掉的毛病。
因为它造的是一把锁，而不是一台机器。
锁的功能是让不该发生的事不发生。这把锁做得极好：三百年里，它防住的那五样事，一样也没有发生过。就防范这个目的而言，它大概是中国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制度设计。
可锁不会自己做事。它只能挡住，不能推动。当这个王朝需要办一件必须集中力量、必须承担风险、必须由一个人拍板的事的时候，它会发现自己被锁在里面——而钥匙就是那把锁本身。
于是就有了这个王朝最奇特的一个组合：一个空前富裕、空前有文化、政治上空前不以死相待的社会，同时是一个在军事上长期被动、在改革上屡试屡败的国家。
这两半不是矛盾，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而要看清这一点，得先看它的钱。这个王朝的收入之高、货币之复杂、商业之发达，在此前的中国没有过；可它同时又常年喊穷。下一讲就算这笔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