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常的叙述里，这五十三年是一段过渡。北方五个短命王朝，南方十来个割据政权，皇帝换得比官员还快，没有一件事做成，没有一样制度留下。听完就可以翻过去。
这一讲不这么处理，有两个理由。
第一，它是一次难得的观察机会。上一卷讲了三百多年，讲的是两个前后相继的王朝怎么用制度把人和地管起来；这段时间正好是那套东西被抽走之后的样子。当选官基本不再看考试、财政不再看账目、正当性也基本不看名分，剩下的唯一通货就是兵。这三条说的是北方那条主线。一个社会在这种条件下会自动长出什么形状，这几十年给出了答案。
第二，接下来那个王朝几项最要紧的制度设计，都是针对这段时间的。不理解这段，就无法理解下一讲为什么那样做，也无法理解它为什么会付出那样的代价。所以这一讲不是过渡，是下一讲的题目本身。
这一讲的做法：不复述那五个王朝的更替顺序，也不点国号与人名。只问三件事——武人政治的规则是什么，它为什么必然不稳定，以及这段时间里有什么东西其实在往前走。
先把这套东西的规则写出来。武人就是带兵的人，下面说的都是他们。这套规则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可以用三句话说完。
第一条：谁掌握着最能打的那支部队，谁就该坐在最上面。
这不是一句形容。上一卷讲藩镇与两税法那一讲说过，那个王朝末年是被一场跨越许多州的民变打散的。而收拾局面的，正是在平定这场民变的过程中崛起的将领。到这五十三年，这条规则已经完全公开化——一个人有兵就可以做皇帝，没有人认为这需要别的理由。
第二条：军队效忠的是带它的人，不是那个位置。
上一卷讲开元到天宝那一讲说过，那几十年里出现的形态是兵对将领负责、差遣官对派他来的人负责。这五十三年把它推到了尽头：部队跟着将领走，将领换主子，部队跟着换。都城附近那批最精锐的部队，被一个又一个王朝原样接手；到了改朝换代的关口，它肯不肯动、动向哪一边，往往就是关键。
第三条：因此，任何一个坐上去的人，第一件事是防着底下的人重复自己的路。
这三条合起来，就是一台自我循环的机器。它有一个很少被注意的性质：它是完全讲道理的。每一个环节上的每一个人，做的都是他处境里最合理的选择。士兵拥立将领，因为新朝会有赏赐；将领接受拥立，因为不接受就会被下一个接受的人取代；皇帝猜忌大将，因为不猜忌的皇帝已经死了。
没有一个人是坏人，而结果是一个谁也不想要的局面。这三条规则还有一个衍生品：赏赐。每一次拥立都要有回报，而回报只能是钱和地位；于是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伴随着一次大规模的犒赏，而犒赏的钱要从下面收上来。士兵因此有了一个稳定的期待——换一次主子，就多一份赏。到后来，有的部队会因为赏赐不合意而临阵倒戈，甚至主动去找一个愿意出价更高的人。
从这三条规则可以直接推出它的不稳定。
一个靠兵上台的人，他的正当性就是他的兵。而兵是会变的：老兵会死，战功会旧，新的将领会立新的功。所以他坐上去的那一天，就是他开始贬值的那一天。
这就带来一个死结。他要坐稳，必须削弱那些可能取代他的将领；可他要打仗、要守边、要压住别人，又必须依赖将领。削得太狠，边就守不住，或者将领先反；削得不够，将领迟早会做他做过的事。
这五十三年里的每一个统治者都在这个死结里。有的向左，有的向右，没有一个人找到出路。有一位评价最高的君主，做法是把最能打的部队握在自己手里、亲自带兵出征，同时提拔一批资历浅、当时还没有自己势力的人。这个办法在他活着的时候有效；他一死，被他提拔的那批人里就出了取代他儿子的那一个。这说明问题不在人，在结构。
还有一层。这套规则不承认继承。父亲的兵不会自动变成儿子的兵——兵认的是能带他们打仗、发得出赏钱的那个人。所以每一次君主去世都是一次重新洗牌。卷五讲十六国那一讲说过，草原一系与中原一系的继承规则不同，是那类政权的常年难题；这里的情形更彻底：不是两套规则打架，是根本没有一套规则。
于是就有了那个著名的数字：五十三年，北方换了五个王朝，皇帝十几位，平均每位在位四年上下。
这套规则往下压，压出的是财政。
上一卷讲藩镇与两税法那一讲说过，那个王朝后期已经改成按资产征税、总额先定再摊，而盐这一类专卖成了主要进项。这几十年继承了这套办法，并且把它推向了极端。
推向极端的意思是：先定要收多少这一条，变成了要养多少兵就收多少钱。
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后来被反复批评的做法。这里先说清楚两个词：正税是明定的税额，附加是征收的时候另外加上去的名目。做法是这样的——先在正税之外添出各种名目的附加，附加收得久了就固定下来，并进正税，然后在新的正税上再添新的附加。多收出来的那一部分，往往被经手的人留下。此外还有一样：民间用得着的东西，几乎样样课税。这些做法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问社会能承受多少，只问军队需要多少。
要说清楚的是，这不是谁特别贪。在那三条规则下面，一个统治者如果不这么做，他的兵就会去投奔那个这么做的人。
这里可以看出上一卷那台机器被抽掉之后的样子。上一卷讲三省六部与律令那一讲说过，那套东西把一道命令拆成起草、审核、执行三关，长处是不依赖个人、可以复制、能连续运转很多年；它的代价是慢。而这五十三年是另一个极端：快，直接，不需要任何手续，代价是它只能维持到下一次兵变。
前面几卷讲了很久的那批读书人，在这五十三年里去了哪里。
答案是：他们还在，而且一直在做事，只是位置变了。
变化在于：他们不再是权力的来源，而成了权力的工具。此前几百年里，一个人做官要靠出身或者考试，而做官这件事本身带着某种资格；这几十年里，读书人的用处是替武人做那些武人做不了的事——写文书，管账目，办交接，安排仪式，与别的政权谈判。
后人对这批人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评语，大意是谁做皇帝，他们就替谁办事。这句评语通常被用来批评当事人没有节操，可它更准确的读法是一份对处境的陈述——在那三条规则下面，一个不掌兵的人无论怎么选择都改变不了结果，而拒绝办事只会让办事的人换一个。
有两样东西正是靠这批人保住的。一是考试取人这条通道没有断，虽然取的人不多。二是行政的技术——文书的格式、账目的办法、律令的条文、仪式的程序——被传了下去，没有中断。
还有一样值得单独提。这五十三年里做成过一件与武力无关的大事：把儒家那几部最要紧的书刻在木板上印出来，由官府主持，前后花了二十来年，跨越了好几个王朝。这件事的意义要过很久才显出来——在此之前，印出来的东西多是佛经、历书这一类，儒家的经书要读，靠的仍是手抄的本子；一个人能不能读到一部可靠的经书，取决于他家里有没有、或者他认不认识有书的人。印出来之后，一部有定本的经书变成了可以成批复制的东西。卷五讲九品中正那一讲说过，门第的一个支柱是家学与谱牒这类别人拿不到的东西；印书这件事，是从最底下抽掉了那根柱子的一块。
这几样后来都被接手的人拿去用了。所以说这五十三年什么也没留下，是不对的。
前面说的都是北方。南方那十来个政权是另一回事，而且它们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对照。
南方那些政权的共同点是：多数活得比北方任何一个王朝都长，有的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多数不打大仗；多数把力气花在开垦、水利、通商、造船和收税上。有一个沿海的政权靠海外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有一个在西南的政权保住了几十年不受侵扰的安定，有一个在江淮的政权办了这五十三年里最像样的学校和藏书。
它们为什么能长命，原因不难看出来：它们不在争夺天下的主线上。不争天下就不必养那么多兵，不养那么多兵就不必竭泽而渔，不竭泽而渔地方就能积累。
还有一层要补。南方那些政权与北方的关系并不是完全隔绝的：多数向北方那个当时的正统称臣、接受它颁下的名号与官爵、按时纳贡，换来的是不被讨伐；也有几个自己称帝，其中有的撑了很久，有的很快就出事。而称臣的对象，是当时占着中原的那一个，换了朝就换人称臣。至于那三条规则，南方一样成立——部下拥立、禁军弑君、掌兵的人取代旧主，这几样在南方的政权里同样出过——只是在南方，名分还派得上一点用场，因为那里的人不打算去争天下。
这个对照说明了一件要紧的事：这五十三年的破坏是有方向的，它集中在争夺正统的那条线上。而与此同时，南方在继续上一卷说的那个进程——从那三百多年的分裂开始，经济与人口的重心一直在往南移，到这段时间仍在继续。等到统一重新到来的时候，接手的人面对的是一个南方能拿出来的钱粮已经压过北方的天下。
这也是这五十三年最实在的一份遗产，尽管它不是任何人的功劳。
现在把这一讲收到一个问题上。
这五十三年提出的问题非常清楚：怎么让一支军队既能打仗，又不会把它的统帅送上皇位。
这个问题此前不是没有出现过。上一卷讲藩镇与两税法那一讲说过，那个王朝的办法是把中央军交给一批没有家族、身家性命系于皇帝的人；那个办法的结局是皇帝被那批人握在手里。再往前，还有过分封宗室、还有过兵农合一、还有过让品秩低的人去监察品秩高的人——最后这一样针对的其实是官员坐大，不是兵权，可它背后的思路是一样的。每一种办法都解决了一部分，又长出了新的问题。
换一个侧面还可以再看一眼。前面说的都是安置兵权的办法，还有一种办法是给赤裸的力量加上一层遮盖：本系列卷一讲过的那些国家，当初是靠打赢、靠吞并，一步步挤进中原那份名单的，其中走完了这条路的那一个，事后还给自己补写了一套谱系，把整个过程重述成一段回归。可那样一层东西需要几百年，而这五十三年里没有一个政权活得够长，长到足以给自己造出一层遮盖。
而这段时间的特殊之处，是它把这个问题逼到了没有任何缓冲的地步：这里没有门第，没有宗室，没有礼法，没有足够长的和平让制度慢慢生长。剩下的只有一个赤裸的问题和一个赤裸的答案——谁的刀快，谁说了算。
所以下一个王朝面对的不是一个需要改良的局面，是一道必须给出答案的题。而它给出的答案之彻底，此后三百年的好处与麻烦，很多都从那个答案里长出来。
第一，五代十国这个名目。北方那五个王朝与南方那十来个政权并不是同一个层级的东西，十国这个数目也是后来编史时的取法，其中有的政权不在这个数里，而那十个本身也并非同时并存——有两组是前后相承的。其中还有一个并不在南方，而且一直存在到这五十三年之后；本讲正文统称它们为南方那十来个政权，是就多数而言。本讲沿用这个习惯说法，但不把它当作一种分类。
第二，这五十三年的破坏程度。传统叙述强调其惨烈，依据是当时人对中原残破的描述与后来史书的总评；近人多指出破坏集中在特定区域与特定时段，依据是南方各政权的户口、垦田与工商记载在这几十年里并未中断，反而多有增长。本讲取后一种，但承认北方核心地带的破坏是真实而严重的。
第三，那三条规则。它们是本讲从结果上归纳出来的，不是当时人的表述；实际情形里，血缘、姻亲、地域乡党的作用同样重要，只用兵力一条无法解释每一次更替。
第四，士人处境的评价。本讲把那句评语读成对处境的陈述而非道德失范，这是一种读法；也有意见坚持那仍然是一次值得批评的选择。两说并存。
第五，本讲第七节与第九节两处把缓冲从一层人扩到门第、宗室、礼法、考试与账目上的准确，这是本讲的读法，卷二讲变法那一讲原话说的是那一层人；两处所列的清单也不完全相同。
第六，考试取人在这五十三年里的实际情形。它确实没有中断，但规模、标准、录取后的用途在不同王朝差别极大，用保住了这条通道来概括是一种简化。
第七，南方那些政权的成绩。关于海外贸易的规模、水利工程的效果、藏书与学校的实际水平，记载多出自后来的地方志与追述，容易偏于夸大。本讲不给数字。
第八，皇帝在位的平均年数。这个算法取决于把哪些人计入、断限怎么划，不同算法结果不同。本讲用它作为量级的说明，不当作精确数字。
第九，本讲第七节那个收束——这五十三年提出的问题决定了下一个王朝的答案。这是本讲用来组织材料的框架，也是一种事后的因果构造；当时人未必是这样想的。
回到最初的问题。当一个社会里只有兵是算数的，它会长成什么样子。
答案是：它会长成一个极其简单、极其高效、也极其短命的样子。
简单，是因为所有复杂的东西都被省掉了。不需要门第，不需要考试，不需要礼法，不需要账目上的准确——这些东西存在的意义，本来就是在赤裸的力量之外提供另一套衡量标准，而当只有一种标准的时候，它们就都失去了功能。
高效，是因为决定可以立刻做出。不是那三关、那本按丁登记的册子、那些文书不存在了，是决定不再等它们。想收税就收税，想打仗就打仗。
短命，是因为这套东西没有任何自我约束的部分。一个只认力量的系统里，最强的那个人没有任何理由停下来，而下一个更强的人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动手。
卷二讲变法那一讲说过，中间层是剥削者，同时也是缓冲；此后几卷又反复用到这句话。这段时间是那句话反过来的一次印证。那一层人并没有消失——那些带兵的地方长官和他们手下世代当兵的部队，正是极厚的一层人。被拿掉的是另一样：横在力量与结果之间的那些缓冲，门第、考试、礼法、账目上的准确，一样一样都不管用了。缓冲一去，剩下的不是纯粹的秩序，是纯粹的循环。
而这就是接下来那个王朝要面对的东西。它给出的答案，是把所有可能变成刀的东西都拆开、分散、互相牵制。这个答案解决了这五十三年的问题，解决得非常干净。
至于它换来了什么，又赔上了什么，下一讲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