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的图景是这样的：那场大乱之后，各地武人割据，朝廷政令不出都城，内有宦官专权，外有党争不休，就这么一路拖到亡国。
这个图景里的每一件事都真的发生过。可它有一个说不通的地方：它解释不了一百四十多年。
一个真的散架的政权撑不了这么久。何况这一百四十多年里，朝廷不止一次重新整顿过财政，收回过一些地方，还打赢过几场硬仗；同时期出的诗文、书法、佛学与思想，分量不比之前轻。
所以这一讲不复述那些争斗。上一讲结尾问的是：在这个新的形状里，这个王朝究竟是怎么运转的。这一讲把它拆成三件事来答——钱从哪里来，兵摆在哪里，朝廷与地方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先纠正最要紧的一处。
这些带兵的地方长官，当时叫方镇，后来通称藩镇，说的是同一样东西。把它们当成一类，是这一段最常见的误读。它们之间的差别，比它们与朝廷的差别还大。
大体可以分成三类。要说明的是，这个分法是后人为了讲清楚而归纳的，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分类。
第一类在北方东部那几片。它们不上供赋税，不申报户口，长官死了由部下或者儿子接替，朝廷事后追认。这一类数量不多，但名气最大，通常人们说的割据指的就是它们。
第二类在中原一带。这里驻着重兵，任务是挡住第一类；长官由朝廷任命，粮饷主要靠朝廷供给。
第三类在东南和长江中下游。这里几乎不驻重兵，它们的任务只有一样：出钱出粮。
三类之间是一个系统：东南出钱，中原出兵，北方东部那几片被挡在原地。朝廷坐在这个系统的中间，靠调配这三样东西维持自己。还要补一处这三类之外的：西北一线常年有重兵备边——上一讲说过，那八年里调进内地的边军再也没有回去，防区就此空了下来。空下来的那一线，此后要重新填上。东南上供的钱，有很大一部分是花在这一头的。
还要补一句这三类是怎么来的。它们不是谁设计的，是打完那场仗之后各自形成的：第一类是招降的结果，第二类是当年调进来平叛的部队就地留下的结果，第三类是那些没有被战火犁过、因而不需要驻兵的地方。上一讲说过，那场战争是以交易结束的；这三类的分布，就是那笔交易在地图上的样子。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格局能稳这么久——不是因为朝廷强，是因为三类互相需要。中原的驻军没有东南的钱就活不下去，而它们一旦不听话，东南的钱就会停；第一类那几片虽然不上供，却始终要朝廷的一纸任命，因为长官换人的时候，一个来自朝廷的名号能压住内部的争夺。
所以割据这个词，只对第一类成立，而且连它们也不是完全独立的。
第二件事是钱。
上一讲说过，那本按丁登记的册子在战乱中彻底作废，而重新清查一遍是做不到的。于是在大乱之后十几年，朝廷改了原理。
新办法通称两税法，要点有四条：把此前名目繁多的税并成两项；一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征多少按各家的资产和田亩定，不再按丁；而总额先由朝廷定下来，再往下摊。
这四条带来的后果，比它看上去大得多。
第一，它承认了土地兼并的既成事实。此前的办法在原理上要求地由国家授，对买卖有严格限制；新办法不问地是怎么来的，只问你现在有多少。这是一次很大的让步，也是一次务实——与其守着一个已经落空的原则，不如按实际情况收税。
第二，也是最深远的一条：国家不再需要知道每一个人在哪里。按丁征收要求人待在原籍，按资产征收只要求地和户在册。这一条的影响要到后面几卷才完全显出来。
第三，先定总额再往下摊，意味着财政的逻辑从有多少收多少变成了要多少收多少。这在缺钱的时候很好用，可它也为此后一次又一次的加征打开了门——总额是可以调的，而调它不需要改任何原理。
这里要说清楚一件容易误解的事。改成按资产征收，并不等于从此按贫富课税、穷人负担变轻。定额是先摊到州县、再摊到户的，而州县的额一旦定下就很难往下调；遇到人口流失，剩下的人反而更重。本卷讲开元到天宝那一讲说过一个自己给自己加速的循环——负担加重逼着更多人离开册子；这里是同一个形状，只是换了一种算法。
还有一样同等重要、却常被漏掉：盐。朝廷把食盐的买卖收归官府，在产地加价卖给商人，由商人运到各地。这笔收入有一个别的税种没有的好处——它既不依赖土地，也不依赖户籍，只依赖一件事：人要吃盐。到后来，它一度占到朝廷收入的一半上下。
这是财政史上的一次转向：国家的进项从以田赋为主，变成田赋、专卖与商税并重。上一卷讲三国那一讲说过，那个时代的形态是国家变小了——它按常规那条线数得清的那一部分变小了。这里发生的是另一种事：国家换了一条线去数。
第三件事是兵。
大乱之后，朝廷手里没有可靠的部队。它重建了一支直属的禁军，规模不小，装备与待遇都好；而统领这支军队的，是宦官。
这件事通常被讲成皇帝昏庸、亲近小人。这个讲法把一个制度问题读成了性格问题。
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个皇帝刚刚经历过一场由手握重兵的将领发动的叛乱，他要重建自己的武力，第一个问题是交给谁。交给外朝的将领，就是再造一个前车之鉴；交给宗室，上一卷讲西晋崩溃那一讲已经讲过宗室带兵的结果。
最省事的办法是交给一个没有家族、没有子嗣、没有外朝根基、身家性命完全系于皇帝一人的人。宦官恰好符合全部条件。
这个选择在当时是合理的，短期内也有效。可它有一个必然的反噬：任何一群人只要长期掌握同一样东西，就会形成自己的利益，而利益一旦形成，它就会保护自己。等到统领禁军成为一种可以在内部传承的位置，皇帝就从这支军队的主人，变成了被这支军队攥在手里的人。此后几位皇帝的废立由这批人决定，正是这个过程走到头的结果。
这里还有一层值得注意。这批人掌握的不只是刀，还有出使各方镇宣旨、监军的差事。本卷讲开元到天宝那一讲说过，正式程序之外的临时差遣权大而不受管束；监军正是这一路差遣里最要紧的一种——它把中央与方镇之间那条线，也放到了同一批人手里。
卷二讲变法那一讲说过一条：一次改革要站得住，必须在剥夺一批人的同时，创造出一批以它为生的人。这一次的办法把后面这一半做足了——它造出了一批完全靠它为生的人，而这批人手里握着刀。
把前面三件事合起来，就能看清这一百四十多年的常态。
朝廷不是没有能力，是能力有限，而且用得很谨慎。
它一直做得住的有几样：多数地方的长官由它任命；食盐的专卖，以及那条把东南的粮运到北方的水道，握在它手里；遇到机会，它收回过一些地方，也打赢过几次。
它做不住的是北方东部那几片的继承——每一次长官更替，它能做的只是选择承认谁。
所以这一百四十多年的日常不是对抗，是讨价还价。朝廷拿名号、拿钱、拿必要时动兵的可能性去换服从；地方拿赋税、拿出兵、拿形式上的臣属去换自治的空间。双方都清楚对方的底线在哪里，也都不愿意把事情推到那条线以外。
这中间有过几次认真的收拾。有一次做得相当彻底，几片长期不听命的地方被重新纳入，那几年常被称作中兴。可它维持不久——原因不在军事，在钱：那种规模的用兵，朝廷负担不起第二次。
这个系统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支点：漕运。东南的钱粮要靠那条水道运到北方，而水道要经过中原那几片驻着重兵的地方。于是出现了一个互相钳制的局面——中原的驻军可以掐断朝廷的财源，可掐断之后它自己也没有粮饷。这条水道既是朝廷的命脉，也是它握在手里的一根绳子。本卷讲隋的三件事那一讲说过，那条水道开凿时的第一功能是运粮；到这一百四十多年里，它同时成了一件政治工具。
这里要说清楚一件要紧的事。这个系统最后的崩溃，不是因为哪一个方镇变得太强。它是被从旁边打断的：一场跨越许多州、持续近十年的民变，摧毁了东南的赋税和那条漕运线。朝廷失去财源之后，中原那些原本听命的驻军也就没有理由再听命了。
既然不是苟延残喘，那就要说清楚它做成了什么。
第一，财政的原理换掉了，而且换成了此后一直被沿用的那一套。按资产征税、财政总额先定再摊、专卖与商税成为主要进项——这三样在后面几卷里会反复出现。
第二，南方继续被开发，那条南北向的水道成了整个国家的生命线，围绕它的转运、仓储、盐利形成了一套专门的行政。
第三，考试取士的分量真正上来了。原因有两层：门第赖以维持的那些东西在战乱中受损，而朝廷特别需要一批不属于任何方镇、只能靠朝廷的人。上一卷讲九品中正那一讲说过那套按门第分配位置的办法延续了三百多年，本卷讲隋的三件事那一讲说过它在制度上被废掉、社会上还在；到这一百四十多年里，它在实际用人上的分量继续往下走。
第四，思想上出现了一次转向。这一段里有人开始认真追问：我们自己这套东西的根据是什么，它与外来的那一套如何划界。这条线索在当时还没有成气候，但它是下一卷那场大变动的起点。
第五，文学、书法与佛教的几个宗派，都在这一百四十多年里定型。今天一般人能背出的那些诗，有相当一部分出自这一段而不是之前那几十年。
所以这一百四十多年不是一条向下的斜线，它是这个王朝在失去了原来那套办法之后，用另一套办法继续运转——而那另一套办法，比原来那套活得更久。
这一讲也是这一卷的最后一讲，所以要把这一卷的三百多年一起收一下。
这一卷开头讲的是一个只活了三十七年的王朝，它做成了三件事：换掉选人的原理，开一条把南北接起来的水道，把人和地重新对上；接着算了一笔账，看它为什么倒得和更早那个短命王朝几乎一样。然后是一段被反复称颂的开端，一台笨而耐用的行政机器，一个在所有规则之外的人坐上了最高的位置，然后是四十年的顶点，一场八年的战乱，以及此后一百四十多年的另一种运转。
把这一卷从头看到尾，会看到一条很清楚的线：那三件事里，第一件活了下来并且越长越大，第二件活了下来并且成了命脉，第三件在中途断了。
而这一卷真正的主题，其实是那台机器与那本册子的关系。这一卷的前半段，国家靠数清每一个人来收税、征兵；后半段它做不到了，于是改成按资产收税、花钱雇兵。选官那一条走的是另一条线：它从一开始就不靠那本册子，而是在这一卷的三百多年里一点一点地从看出身挪向看考试，挪得极慢，到这一卷结束时也远没有挪完。
这不是衰落，是换轨。换轨的代价是国家对个人的了解变粗了，好处是它不再被一本必然失真的册子绑住。
第一，方镇的三分法。它是后人的归纳，各家划分的标准与数目不同；同一个地方在不同时期的类型也会变。本讲用它作说明工具，不当作当时的实况分类。
第二，那几片不上供的地方究竟有多独立。有意见强调它们实为独立王国，也有意见指出它们在文书、礼仪、货币和人事上仍与朝廷保持大量联系。本讲取后一种偏多，但承认前一种有其依据。
第三，新税法的具体内容与推行程度。它的条文、税额、征收办法在各地差别很大，推行也不是一次到位；关于它究竟是一次改革还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历来有争论。
第四，盐利占朝廷收入的比重。记载给出的数字出入很大，且不同年份差别极大。本讲说的一半上下取的是常被引用的一个说法，不能当作稳定的比例。
第五，宦官掌禁军这件事的评价。本讲把它读成一个制度选择的必然后果；也有意见强调具体人事的偶然，以及某些皇帝确实做过不同的选择。
第六，中兴那一段的成色。它收回了哪些地方、维持了多久、代价多大，各家评价差别很大；关于它失败的原因，财政说之外还有别的解释。
第七，考试取士分量上升的幅度。它在这一段确实上升，但直到王朝末年，靠门荫与其他途径入仕的人仍占多数。本讲说的是分量与方向，不是比例。
第八，本讲第五节说这个系统的崩溃不是因为哪一方变强、而是被从旁边打断的。这是就这一次而言的判断，不是一条通则；把它推广成任何靠平衡维持的系统都如此，本讲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办法用这一个案例证成。
第九，第六节第四条那次思想上的转向。它在这一段里的痕迹相当稀薄，主要靠后来追述者的排系才被连成一条线；把它写成一个起点，是从结果上回看的做法。
第十，本讲第七节那个卷级判断——这一卷真正的主题是那台机器与那本册子的关系。它是本讲用来收束整卷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认识；换一个角度看，这一卷同样可以读成一部关于兵与钱的历史。
回到最初的问题。它靠什么运转了一百四十多年。
靠三样：一套不必再数清每一个人的收钱办法，一个互相牵制因而谁也不敢先动的方镇格局，还有一支由皇帝身边的人掌握的中央军。
这三样每一样都是权宜之计，可它们凑在一起，居然运转了比很多完整王朝更长的时间。
问题在于，这三样也各自留下了一个没有解决的东西。收钱的办法解决了钱，没有解决兵；方镇的平衡解决了当下，没有解决将来；而那支中央军解决了皇帝的安全，代价是把皇帝交了出去。
这三样东西在这个王朝倒下之后并没有消失。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武人将成为唯一算数的力量，皇位在几十年里换手十几次，而每一次都靠同一个办法：手里有兵。
在那之后，会有一个王朝把这个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解决——它解决得非常彻底，彻底到造出了一整套新的麻烦。那是下一卷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