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十几年是中国史上被称颂得最多的一段之一。此后一千多年里，臣子要劝君主，往往先把这段时间抬出来。
正因为这样，讲它的第一件事不是讲它做了什么，是先说清楚我们凭什么知道它做了什么。
这一段的核心材料有三层。最里面一层是当时的起居注，逐日记录君主的言行。中间一层是在此基础上编成的实录，以及后来据实录写成的正史；这两者之间还隔着一次改写，而这一朝的实录今天已经不存，只能靠后代的转引。最外面一层是几十年后一位史官辑录的一部君臣问答集，按门类把这一朝的议论编排起来。
后世关于这段时间的印象，绝大部分来自最外面那一层。而那一部书的编者有明确的用意：他编它是为了给当时在位的君主看，让他照着做。也就是说，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份记录，是一份教材。教材会挑选、会剪裁、会把零散的话编成成篇的对答。
而这三层之外还有一件事更要紧：这一朝逐日的记录本身就被当事人过问过。记载说他要看这些记录，掌记的人以从来没有君主自己看史为由拒绝；他随后转向宰相，最后看到的是宰相等人依他的要求删定成的实录。他看过之后指示改写过某一段，这一点记载是明说的；争的是改动的范围有多大。
说这些不是要推翻它。是要立一个前提：这一段的材料层级与本系列此前讲过的时段很不一样，所以本讲的做法是——凡是只见于那部教材的对答，本讲一律不当作事实引用，只讲那些在制度和数字上留下痕迹的东西。
先摆物质条件，因为这一条常被跳过。
本卷讲隋的三件事那一讲说过，前一个王朝倒下的时候，官制、律令、都城、仓储、运河、授田与选官的办法全都留在原地，接手的人几乎原样接了过去。所以这一朝不是从零开始的，它是从一份现成的家底开始的。
还有一条更少被提。经过隋末那十几年的战乱，登记在册的人口比统一时下降了一大截，而土地一分没少。
人少地多，对一套按丁授田、按丁收税的办法来说，是最舒服的条件。地够分，那笔按丁定下的租调相对于一家的收成就不算重；荒地多，垦一块就是自己的；粮价低，仓里的存粮还没吃完。
这意味着这二十几年的宽松，一部分来自治理，一部分来自灾难。
还有一层不能不提：这一朝面对的边患，前期打过一场硬仗，此后那个曾经压到都城附近的对手不再是年年的威胁。要说明的是，压力转轻不只靠那一仗——对方内部分裂与连年天灾同样要紧，卷四讲汉武帝的边那一讲已经立过一条口径：军事胜利与问题解决不是一回事。一个不必年年在北边屯重兵的朝廷，能省下的不只是军费，还有转输的民力——本卷讲隋的三件事那一讲算过这类账：用车马运粮走一千里，路上人和牲口吃掉的往往超过运到的。压力轻一分，这笔隐性开支就少一大截。
说这个不是要贬低它。恰恰相反：正因为条件好，才更看得出一个政权在条件好的时候会做什么。多数政权在这种时候做的是加码——趁着能收多收一点，趁着人服帖多用一点。这一朝的选择是相反的，而这个选择才是它真正值得记的地方。
它在制度上做的事，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把前面几个朝代试出来的办法，做成可以长期运转的常规。
中枢那一套是核心。起草、审核、执行分在不同的部门，一道诏令要经过一道可以被驳回的程序。这一朝真正的贡献不是设计了这套东西，是让这道程序真的被走了——驳回是会发生的，而且记载里留下过驳回而未获罪的例子。一套程序只要有一次被无视而无人受罚，它就不再是程序；反过来，只要它被反复走通，它就会自己长出重量。这套机器具体怎么转，是下一讲的题目。
律令是第二样。删繁就简，把刑罚的等级往下调，把不同性质的法条分开归类，形成一套定本。这套定本此后一直被引用、被修订，成了东亚好几个地方的样板。
选官是第三样。本卷讲隋的三件事那一讲说过，那个短命王朝换掉的是原理：从你是谁家的人换成你答得怎么样。这一朝做的是把这个原理接着往下推——让考试取人成为年年都办的常规，同时保留凭父祖官位入仕那条老路。要说明的是，那一讲已经说过，取中的人数当时极少，这里说的常规指的是次数，不是规模。两条路并行，而不是替换。这一点很要紧：这一朝并没有打算废掉门第，它只是又开了一扇门。它确实动过门第的排序——重修过一部谱系，把旧门从首位挪下来，改按当朝的官爵排；可动的是次序，不是那几家在实际用人里的分量。本卷讲隋的三件事那一讲说过，制度上的废除早就做了，实际的用人里门第仍然极重。所以这里说的两条路会长期并行，而考试替代门第的过程极为缓慢。
地方是第四样。把全国分成若干道派人巡察，州县长官的人选由中枢亲自过问。这件事常被当作君主勤于政事的例子，实际解决的是一个结构问题：中枢拿掉中间层之后，它必须自己想办法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
四样合起来，没有一样是发明。它做的是把散落的、试验性的、临时的办法，固定成日常。
现在说最出名的那一半。
纳谏通常被讲成一种美德——君主胸襟宽广，臣子刚直敢言。这个讲法不算错，但它把一件制度上的事讲成了性格上的事。
换个角度看。上一讲说过，那个短命王朝真正致命的地方在于没有减速装置：中枢里没有人有位置说停下来，外面又刚好被它自己拆掉了所有能把不行两个字传上来的东西。而这一朝的最高统治者，亲眼见过那个王朝是怎么倒的，也亲手参与了推倒它。他知道那个装置必须补上。
所以纳谏在这里的功能，是人为地造一条反馈渠道。
它确实做成了一些形态上的东西。挑毛病的职位本来就有，品秩俸禄也是现成的；这一朝做的是让这些人真的能到场——列席议事，听得到正在议什么，可以当场进言。至于把不合适的诏令退回去，那是前面说的那道审核程序的事，与谏不是一回事。这些都是实的。
但它的限度也很清楚，而且限度比形态更值得讲。
第一，它依赖君主本人的自制。谏官可以说，可是说了之后会怎样，完全取决于听的那个人。一个靠个人品质维持的装置，严格说来不是装置。
第二，它有一个明确的天花板。可以谏的是具体的事：这项工程要不要停，这个人该不该用，这笔钱该不该花。谏不动的是根本的事：君位怎么来的，继承怎么定，最高统治者自身的安危怎么处置。而恰恰是这几件事，在这一朝出的问题最大。
第三，它是不对称的。谏的人押上的是自己的前程甚至性命，被谏的人得到的是美名。这个不对称决定了它没法长期维持——同一个君主，晚年就明显不如早年听得进去，记载里对此有不少直接的痕迹。
第四，也是最要紧的：它没有后果。这一朝没有立下任何一条规矩说明不纳谏会怎么样。没有后果的约束，不是约束，是习惯。
有人会问：那道可以驳回诏令的程序，不就是制度化的约束吗。这里要分清两件事。那道程序约束的是诏令的形式——手续对不对，文书合不合规，和现行的律令冲不冲突；它约束不了君主想做什么。一道要打仗的诏令在形式上完全可以是无懈可击的。换句话说，制度管得住怎么做，管不住做不做，而后者恰恰是纳谏想补的那一块。
所以准确的说法是：纳谏在这里是一次很成功的个人实践，不是一次成功的制度建设。
上面那句话直接回答了这一讲开头的问题。
这一段之所以不可复制，是因为它靠的是一组同时到齐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每一样都是一次性的。
第一，一个亲眼见过前朝崩溃、并且亲手参与推翻它的人。这个经历给了他一种后来的君主不可能有的东西：对某一类做法的生理性的警惕。
第二，一个来路有瑕疵、因而格外需要一份好记录的人。这一条常被当作一种阴暗的解释，其实它是四条里最结实的一条——他的君位得来的方式在当时的规矩里说不过去，所以他必须靠此后的作为把它盖过去。一个需要证明自己的君主，比一个不需要证明自己的君主好对付得多。
第三，一批同样从那几十年战乱里出来的臣子。他们与他见过同一场崩溃，其中还有几个原先站在对立的一边。这样的一群人敢说话，也说得中。
第四，人少地多。
四样里，前三样在他死后自动消失，第四样随着人口恢复慢慢消失。所以到下一代，条件已经不在了。
这里可以补一句。四条里最容易被忽略的是第三条。一批敢说话的臣子不是招募来的，是打出来的——他们与君主之间有一层共患难的关系，这层关系使得直言不被读成冒犯。等到后来君臣之间只剩下君臣，同样的话就再也没人敢说，说了也会被读成另一个意思。
后世把它当作一个可以照着做的样板，这个误会本身很值得琢磨：它说明人们更愿意相信好的治理来自德性，而不是来自条件。因为德性可以劝，条件不能劝。
那么它留下了什么。
留下来的不是纳谏，是制度。中枢那道程序、那套律令的形态、取士的原理、地方巡察的层级，这几样在此后两百多年里一直在转，甚至在这个王朝已经有若干地方长期不听调度之后，形式上还在运转——里子早已变了，那是本卷后面几讲的事。
还有一样，看不见但同样实在：一个被普遍相信的标准。
这个标准的来源恰恰是那部被编出来的教材。它把这一朝的君臣对答整理成一个可以引用的样子，此后一千多年里，无数臣子拿它去要求自己的君主——你看那时候是怎么做的。
这里有一个不太舒服但很重要的道理。一个被美化过的样板，只要它被足够多的人相信，就会变成一种真实的约束。它约束不了它自己那一朝，却能约束后面许多朝。所以那部教材虽然不是可靠的史料，却是真实的政治力量。
分清这两件事很要紧：作为记录，它要打折扣；作为标准，它一点折扣都不用打。
最后要把不在那份称颂里的东西列出来，因为一个只由被选过的材料构成的样板，作为标准反而会变弱。
对外用兵一直没有停过。这一朝在几个方向上持续用兵，规模不小，代价也不小，只是被胜利掩住了。这与第二节说的北边平静并不矛盾：不必年年屯重兵守着，与主动出去打，是两笔不同的账，前一笔省下来的，后一笔又花掉了一部分。
晚年的东征，形状与上一讲说的那个模式很接近：一次远方的、代价高昂的、没有达成目标的大规模用兵，而且不止一次。区别在于这一次没有走到把王朝拖垮那一步——一部分是因为规模控制住了，一部分是因为家底比那时候厚。
继承处理得很不好。太子被废，几个儿子彼此相争，最后立的那一个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未必是他本意所属。这件事说明前面说的那个天花板是真的：这恰恰是谏不动的那一类事。
对内也不是没有硬手段。这一朝对可能威胁到君位的宗室与功臣，处置起来一点不含糊，几桩案子牵连甚广，而这类事在那份称颂里基本不占篇幅。
逐日的记录被过问，前面已经说过。
列这些不是翻案。是为了让那个标准站得更稳——一个承认自己有污点的样板，比一个完美无瑕的样板更难被推翻。
第一，那部君臣问答集的性质。它的编成年代、编者用意、取材来源与可靠程度，历来有很大争论；有意见认为其中相当一部分对答经过重新组织甚至改写。本讲不引用其中任何对答作为事实，只把它当作一份产生了实际影响的文本来处理。
第二，那部删定成的实录被改动的范围。他看过之后指示改写过某一段，记载是明说的；但改动了哪些、改到什么程度，各家判断相差很大，从几乎没有实质改动到关键处被系统重写都有人主张。本讲只说这件事发生过，不判断后果。
第三，人口下降的幅度。隋末到这一朝初年登记户口的具体数字出自不同来源，可比性有限，而且登记户口与实际人口不是一回事。本讲不给数字，只说下降了一大截。
第四，宽松政策与物质条件的权重。这二十几年的轻徭薄赋，有多少是主动选择、有多少是条件所迫，无法量化。本讲并列两者，不给权重。
第五，纳谏的实际频率与效果。留下记载的多是被采纳的那些，被驳回和被压下去的很少留痕，所以这方面的材料天然偏向正面。
第六，君位来路那一条。相关记载出自胜利者一方，过程细节有不同说法。本讲只用到一点：在当时的规矩里那个来路说不过去，因此他有证明自己的动机。这一点各家没有分歧。
第七，四条一次性条件这个归纳。它是本讲用来解释不可复制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认识；四条之间的权重也无法确定。
第八，那道可以驳回诏令的程序在这一朝被走通到什么程度。记载里有驳回的例子，也有绕过这道程序直接下达的例子；两类都存在，比例无法统计。本讲说它被反复走通，是就它此后长期沿用这一事实倒推的，不是靠计数得出的。
第九，本讲第六节那个判断——被美化的样板可以成为真实的约束。这是一条一般性的说法，本讲用这一个例子提出它，没有办法用这一个例子证成它。
回到最初的问题。这个开端做成了什么。
它做成了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
一件是把前面几个朝代试出来的办法固定下来，做成一套可以长期运转的常规。这一件是可以传的，事实上也传下去了，而且传得很远。
另一件是在没有制度支撑的情况下，靠一组一次性的条件，让一个权力不受限制的人主动给自己装了一个刹车。这一件传不下去，因为条件不可复制。
后世把这两件事当成一件事来学，学的还多半是第二件。于是每一次都以失望收场——因为可以学的那一件已经在那里了，学不了的那一件怎么劝都没用。
这里就出现了这一卷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一套制度已经建好，一个不可复制的开端已经过去，接下来这个王朝要靠什么运转。
答案是：靠那套机器本身。而那套机器究竟是什么形状，它怎么把一个疆域几千里的国家管起来，它的长处和短处分别在哪里，下一讲专门来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