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结尾说，北边那次改制把一批掌握武力的人排除在新的分配体系之外，留下了一道结构上的裂口。上一讲同时说清楚了，后来那个政权怎么倒的另有一串环节，不能整个算到这道裂口头上。南边同一时期有一个形状相似的麻烦，只是它的来历完全不同。
北边那个麻烦是改制造出来的——本来在体系里的人被挪了出去。南边这个是从一开始就有的：掌握军事力量的那批人从来就不在那套体系里面，而且这道界线越到后来划得越清楚。
南边这一百六十多年换了四个朝代。每一次更替都由掌兵的将领完成，没有一次由那几家门第最高的家族完成。而那几家在历次更替里几乎都活了下来。
同一段时间里，南边把上一个南方朝廷开出来的那条路推到了极处。给正史作注成了专门的学问，书籍被编成分类的目录，佛理有了成体系的辨析，连怎么写一篇文章都有了成套的讲究。今天讲这三百多年的文化，讲的多半是南边这一段。
一边是频繁的政变与杀戮，一边是被后世反复追认的高峰，中间那个社会结构却几乎没动过。这一讲要问的是这三样怎么会长在一起。
先说清楚士与庶之间那道线是什么，因为它很容易被当成贫富之分。士指的是线内那一小群人家，庶指的是线外的所有人——包括很有钱的人，也包括做到很高官位的人。
这道线不是贫富之分。它是一条身份线，而且是一条被官府记录、可以核对的身份线。
它的表现相当具体。两边不通婚。同席而坐会被记下来当作一件事。官职分成两类，一类事少而体面，一类管实事却上不了台面，而谁走哪一类是按门第定的——本卷讲九品中正那一讲说过这个分法。士人享有免役的待遇。家族的世系由官府另立簿籍保管，用来核对一个人的身份；而为了冒充士流在户籍上做手脚，是要治罪的。
最后一项最能说明问题。一条谁也不会去跨的界线，既不需要用官府文书保管，也不需要为跨它的人另立罪名。要设专门的簿籍，要为诈冒定罪，说明跨线的企图不但存在，而且多到需要防。
还要补一句它的分量。这条线值钱，是因为它挂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免役，起家就有的官品，犯了事之后不同的处置，以及最要紧的一样——它是可以传给儿子的。一个人本事再大、仗打得再漂亮，都换不来这条线的另一边；而一个生在线内的人什么都不做，他的儿子仍然在线内。把一样东西做成可以继承的，就等于宣布努力在这件事上无效。
这里可以得出这一讲的第一个判断：这道线在这几个朝代里比在上一个南方朝廷更硬，不是因为它更稳，恰恰是因为它开始不稳了。制度把一件事明文写下来的时候，通常是这件事已经不能靠习惯维持的时候。
南边这几个朝代的开国者，出身都不在最高的那一层。本卷讲衣冠南渡那一讲说过，取代上一个南方朝廷的那个人出身寒微，是靠军功一路上来的；后面三次更替的情形大体相似。
这样一个人坐上皇位，面对那套等第体系，处境是尴尬的。
他需要它。他的正当性要靠那批高门承认：朝廷的仪式要他们主持，礼制的分寸要他们裁定，新朝的谱系要他们排定。本卷讲衣冠南渡那一讲说过，一套制度只要还在分配着人们想要的东西，推翻它的人也会接着用它。
他又不能让它真的管事。那批家族的位置是世代继承的，不由他给，因此也不受他控制。一个皇帝如果把实际的权力交给一群不需要感谢他的人，那他就还是上一个南方朝廷的那种皇帝。
于是有了一个很要紧的安排：不废掉这套体系，而是在它旁边另开一条通道。
做法是把实际的决断权移到皇帝身边的近臣手里。这些人官阶不高，出身也不高，负责草拟诏令、承转章奏、处理机要。品级摆在那套等第体系里毫不起眼，经手的却是最要紧的事。高门仍然占着那些体面的高位，礼仪、班次、待遇一样不少，只是那些位置上不再流过真正的政务。
上一卷讲党锢与黄巾那一讲说过，州一级的长官起初品秩很低，本职只是监察。品级与实权不相称，本来就是这套官制里常有的事。南朝把它用到了极处——不是让品级低的人去监察，是让品级低的人去决断。
要补一句，这条通道不是升迁的阶梯。近臣的权力完全来自皇帝的信任，随人来，也随人去。一个做到极要紧位置的寒人，他的儿子未必能进那道门；他本人一旦失宠，那套等第体系也不会接住他。所以这条通道虽然一直存在，却从来没有长成一个能提出自己主张的集团。
比近臣更要紧的是兵。
本卷讲衣冠南渡那一讲说过，到上一个南方朝廷的末期，真正的兵在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几个军事重镇手里，而这些重镇的将领多数出身不高。这个格局此后大体没有改变。
于是形成了一个很稳定的配置：门第最高的人不掌兵，掌兵的人门第不高。
这个配置对两边都有好处，也对两边都有代价。
对高门来说，在改朝换代里不掌兵是保命符。历次更替，被杀的是前一个皇族和站错队的将领，那几家基本无损——他们不构成威胁，新皇帝反而需要他们出面承认。要说明的是，这个保命符只在改朝换代这一类事里有效，碰上后面要讲的那场大乱就一点用也没有。可它同样是天花板：一个不掌握任何强制力的集团，门第再高也无法决定政局往哪里走。
对将领来说，掌兵是唯一的上升办法，也是唯一的死法。他能靠军功走到很高的位置，甚至走到皇位；可那套等第体系从不承认军功能换门第，所以他每往上一步靠的都是实力而不是资格，而实力是要被防的。
还要说一句朝廷这一边。它不是不想有自己的军队，是养不起：兵要有粮，粮要从编户来，而南边的编户始终没有清干净。它不是没有直属的宿卫，可撑得起大战的兵多数时候不在它手上；于是多半只能把兵权交给某个人，再指望他忠心；等他不忠心了，再找另一个人去打他。每换一次人都要付一次代价，付的都是同一样——把更多的兵和地方交出去。
四次更替就是这个配置的结果。当一个将领的实力大到无法被防住，他往下只有一步可走；而他坐上去之后，会立刻发现自己站到了前任的位置上，开始去防下一个。
现在回到那个奇怪的组合。
通常的解释是有闲。这个解释不错，但不够。本卷讲衣冠南渡那一讲说过，那批人有一份由别人替他们经营的产业，和一个不必亲自办事也能保住的位置，因此有大量闲暇。可有闲只解释了他们有条件做，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非做不可。
真正的原因是别的路都堵死了。
一个高门子弟能拿到什么，出生那一刻已经定了大半：家世定等第，等第定起家的官职，起家的官职定他此后的上限。他不能靠军功往上走，那条路属于将领；不能靠办事往上走，管实事的那一类位置本身就上不了台面；也不必靠什么去保住既有的地位，因为地位不依赖任何绩效。
那么同一个门第里的人拿什么彼此区分。只剩下文化。
本卷讲九品中正那一讲说过，门第需要看得见的标记：谈吐、书法、礼仪、家学、交游。在南边，这些标记从身份的附属品变成了竞争本身。评一个人书法的高下、文章的巧拙、应对的机锋，成了这个圈子里唯一还有胜负的事。于是越做越细：诗要讲声律，文要讲对偶，书法要分品第，连一次集会上的坐次与应答都被记下来传诵。
这解释了南朝文化的两个特点。一是极精致，因为竞争足够激烈；二是范围极窄，因为参与的只有那么一小群人家，关心的题目又彼此重叠。
所以这不是有余裕才做的事，是别处都使不上力才做的事。把它读成太平盛世的产物是个误会——那一百六十多年一点也不太平。
这样一个社会，为什么在这一百六十多年里的绝大部分时间几乎不动。
第一，最上面那一层不需要动。他们的地位不来自任何可以做好也可以做坏的事情，既没有改进的动力，也没有失败的风险。
第二，最有力量的那一层动不了它。将领可以夺皇位，却改不了门第的排序——因为他夺位之后还要靠那套排序证明自己不是乱臣。他能换掉坐在最上面的那个人，换不掉那把椅子的形状。
第三，中间那条通道留不住人。近臣随皇帝生灭，攒不下传承，也就形不成主张。
第四，国家的账目始终对不上。本卷讲衣冠南渡那一讲说过那套侨置州郡——在南方的土地上按北方原籍的名字设州郡，把南来的人登记在那里。它还在，士人的免役还在，依附在大族名下的人口也还在。南朝几次清查户籍，屡起屡停，多半在见效之前就变成了朝廷内部的角力。收不上足够的税，就养不起属于朝廷的军队，也就只能继续依赖那些自带部曲的将领。
这第四条值得多说半句。清查户籍的道理人人都懂：查清楚了，国家就有钱有兵。可它同时得罪三方——藏了人口的大族，享着免役的士人，还有那些身份含混、一查就要被划到重的那一边的普通人。而主持的人往往是皇帝身边那个没有根基的近臣，三方的反弹一汇到一处，他就是最先被推出去的。账目照旧对不上，下一朝再来一次。
四条合起来，大乱之前那几次改朝换代都只换掉最上面那一层，下面的结构原封不动传给下一朝：改的是国号和皇族，不是社会。最后一次更替是例外，那时结构已被外力打断——那是下一节的事。
北边同一时期在往相反的方向走。上一讲说过，北边在改制之前已经做过一次大手术：清查户口，把依附在大族名下的人口拉回国家名册，按丁口分配土地，并在乡里设立一套负责登记与征收的层级。无论那次改制的评价如何，这几件事动的是结构本身。两边的差别不在谁的文章写得好，在于一边的国家还有能力伸手到社会里面去，另一边没有。
它不是被论倒的，也不是被改革掉的。
南朝后期发生了一场大乱。都城被围了很久，城破之后死者极多，而那批高门恰恰世代聚居在都城。本卷讲西晋崩溃那一讲说过：一套能决定谁做官的制度，决定不了谁能活下来。不掌兵到这时候，从保命符变成了没有自保之力。他们的产业、藏书、姻亲网络，以及那些只有在都城才有意义的官位，几年之内一起没了；核对身份的簿籍也散了。
这件事把前面几节说的东西一次性拆掉了。门第需要簿籍来核对，簿籍散了；需要产业来供养，产业毁了；需要那些体面的位置来兑现，朝廷本身都在流亡。
大乱之后建立的最后一个南方朝廷，统治集团已经换成了地方上的豪强与掌兵的将领。那道线在名义上还在，实际上已经不再决定什么。
这里要说清楚一点，免得把它读成一次干净的清算。打断这道线的力量来自这个结构之外——发难的是一支从北边过来、本来就不在这道线里的军队；而它砸掉的不只是那批高门，都城周围的人口、几十年积起来的钱粮、南方最富的那一片地，一起没了。最后那个南方朝廷是在一片废墟上拼起来的，疆域比前面几个都小。
所以这道线不是自己走完的，是被外力砸断的。一个不承担任何功能的结构，只要没人去推，往往可以维持得非常久；而一旦被推，它不会慢慢退让，因为它没有可以退让的余地。
第一，士庶界线的严格程度。那些不通婚、不同席的例子多是个别事例，散见于正史列传、奏议与人物品评，留下来的往往是被当时人认为反常的事。本讲把它当作一条被普遍承认的界线，但它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差别很大。
第二，寒人掌机要这个概括是后人归纳的。具体到每一朝，近臣的权限、人数与出身差别不小，有的朝代并不明显。
第三，开国者的出身。这几个人的家世记载互相矛盾，有的抬高有的贬低，记载又多半出自后一朝。本讲大体只说他们的门第不在最高那一层。
第四，把南朝文化读成竞争被挤到文化上的结果，是本讲的读法。也有意见认为这些成就有自身的脉络，与社会结构关系没这么直接。两说都难证伪。
第五，停滞这个词很容易被扩大理解。南朝在赋税、地方行政、寺院经济与南方开发上都有变化。本讲说的停滞专指身份结构与权力分配的形态。
第六，官府另立簿籍保管世系这一项。诈冒获罪的记载走的是户籍那一路，与另立的世系簿籍是不是一回事，本讲没把握分清；官修官藏这套办法的轮廓又出自后世追述。本讲把它当作第二节与第七节的承重点。
第七，清查户籍屡屡半途而废的原因。本讲归为三方阻力加主持者没有根基，这是本讲的读法；记载里每一次的挫败情形各不相同，有的因为触动大族，有的更像是朝廷内部权力更迭的连带。并成一个机制是一种简化。
第八，那场大乱的作用。把士族的衰落全系于它是一种简化：衰落此前已开始，此后也有余绪。可以确定的是它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并摧毁了那道线赖以维持的物质条件。
第九，第六节说北边在动结构而南边没有，这是就这一段的国家能力而言，不构成对上一讲那次改制的评价。
第十，本讲提出的三条一般性判断：把一样东西做成可以继承的，等于宣布努力在这件事上无效；一个不承担功能的结构，只要没人推它，往往能维持很久；一个集团失去权力，未必表现为衰败。这三条是本讲组织材料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认识，也无法用这一个案例证成。
第十一，门第最高的人不掌兵、掌兵的人门第不高，这条概括有反例。另需说明：本卷讲九品中正与衣冠南渡那两讲都提醒过，最高的几家在关键时刻仍握有相当的实权，脱钩之说可能过强；本讲写得比那两讲硬，取的是大势。
回到最初的问题。一个在文化上做到极致的社会，它的身份结构和权力分配为什么几乎纹丝不动。
因为它的精致和它的无力是同一件事。
那批人之所以能把全部精力投在文章、书法与清谈上，正因为他们不必管钱、管人、管兵；而他们不必管，是因为这些事早就交给了别人，交出去的同时也交出了改变任何东西的能力。
这里有一件事值得留意。一个集团失去权力，未必表现为衰败。它可以一边失去权力，一边变得更讲究、更有名望、被更多人羡慕——因为不再需要为任何后果负责，就可以把全部精力用在被人看见上。等到需要它承担点什么的时候，人们才发现里面是空的。
这三百多年到这里就快走完了。北边的结构在动，南边的结构没有动。南北后来的胜负怎么分不止这一条，但这一条很要紧。
不过这三百多年里还有一样东西是南北共同的，它比这两边的胜负都要长远。它是什么，它凭什么留下来，下一讲会自己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