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说过，北方那一百多年里试过四类办法，其中强行融合那一类走得最远的一次在这一讲。
这次改制的内容今天几乎人人知道：迁都，改服装，改语言，改姓氏，规定官员在朝堂上只许说一种话，鼓励通婚，把自己那个族群的贵族和中原的高门编进同一套门第序列。做这些事的是一位在位近三十年的君主。他即位时年幼，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朝政不在他手里，其中十几年由祖母临朝称制；他亲政的时间不到十年，改制主要在亲政之后完成。
关于他的评价有两种，而且几乎不能调和。
一种说这是了不起的远见：一个人主动放弃自己族群的标识，为的是让一个混合的社会有共同的基础，此后北方能重新统一天下，根子在这里。
另一种说这是灾难的开始：改制切断了这个政权与它武力来源之间的联系，改完之后二十多年，军镇兵变；又过了十来年，这个政权分裂并很快灭亡。
两种说法用的是同一批事实，分歧在因果。这一讲要做的不是选边，是把这条因果链拆开看：哪几段是结实的，哪几段是接上去的。
要判断改制的分量，先得知道它之前是什么样。
这个政权由来自北方的一个族群建立。到迁都那一年，它立国已经过了一个世纪，统一北方也有五十来年。它的形状是上一讲说的那个分治型：军事力量出自本族与归附的部落，行政系统用中原的办法，两套并行。
它的都城在北边，靠近本族南下之后立足的那片地方，也靠近草原。这一点很要紧：都城在哪里，意味着这个政权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哪里。
它的边防由一串军镇承担，横在都城以北。守这些镇的人来路很好——本族的贵族子弟、有军功的将门，在早期这是一条体面的出路，镇将的地位不低于内地的州郡长官。
它的财政基础在改制之前已经动过一次大手术：清查户口，把依附在大族名下的人口拉回国家名册，按丁口分配土地，并在乡里设立一套负责登记与征收的层级。这几件事是改制的物质前提，做在改制之前，通常被算在同一位君主名下的少，被算在他祖母那一朝的多。上一讲说过，这一路的办法是在那一百多年几十个政权的经验上长出来的，不是这一朝凭空想出来的。
还有一样也要交代，因为本讲开头那句话要靠它才说得通。上一讲说过，草原一系与中原一系的继承规则不同，是这类政权的常年难题。这个政权处理的办法很特别：立太子的同时处死太子的生母，用意是防止母族借幼主专权。这个办法阻断的只是储君生母那一支母族，外戚本身并没有被压住，只是换了形态。宫中那个位置改由嫡祖母、乳保这一路的人来坐，其中真正临朝称制的是嫡祖母。本讲开头说的那位祖母主政，就是这么来的。它与本讲要讲的改制没有直接关系，但它说明一件事——这个政权处理难题的路数，是把前朝一次性用过的先例固定成常制，长期执行下去。
所以到改制开始时，这个政权已经有了钱、有了兵、有了统一的北方。它缺的是上一讲说的那一样：一套能让被统治的人承认它有资格统治的东西。
改制的项目可以归成三类。
第一类是位置。迁都到中原腹地的旧都城。这一项被放在最前面，因为它是其余各项的前提——只有把朝廷搬到中原，其余的改动才有实际压力；留在北边，说什么都可以不当真。
第二类是标识。服装、语言、姓氏、丧葬与籍贯的登记。这些东西本身不产生任何治理效能，但它们决定一个人被别人看成什么。上一卷讲独尊儒术那一讲说过，一套所有识字的人都学过的东西会在疆域极大的地方造出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联系；这里做的是把自己一方也接进那套联系里。
第三类是身份。把本族的贵族按门第定等，与中原高门的等第对齐，两边通婚，并把这套等第与做官的资格挂钩。这一项最要紧，因为它触及的是谁能做官、谁的子孙能做官。
为什么要这么做，通常的解释是仰慕中原文化。这个解释未必错，但它解释不了力度——仰慕不需要下令改姓。
按前面几讲的框架，可以给出一个更结实的解释。上一讲说过，北方政权的根本难题是被统治的社会不承认它有资格；而承认这件事在当时只有一种通行的语言，就是那套门第与经学的语言。要拿到承认，就得进入那套语言；而那套语言的入场券是谱牒、家学和门第——这几样都不是钱能买的，只能靠把自己改造成符合它的样子。
第二类那些看似无用的标识，在这个框架下就有了位置。一个人被承认属于哪一群，靠的从来不是他自己说什么，是别人从他的穿着、口音、姓氏、家谱上读出什么。改姓氏这件事尤其关键——姓是那套识别办法里归类的起点，一个来路在这套序列之外的姓，在里面不好安放。所以改姓多半不只是象征，本讲把它读成让自己能被那套簿籍装进去的一步。
这里可以接上很早以前的一条线。卷一讲楚国北上那一讲拆过一个被写进华夏的过程：先宣布规则与自己无关，再自建名号，然后接受立约、在战场上取得对等地位并开始使用对方的经典，同时输出自己的制度，最后补写谱系，把整个过程重述成回归。那一讲说过，后来面对同一问题的政权会重演其中若干步骤。这次改制走的正是靠后的那几步。真正的差别在时间：楚国走完这个过程用了几百年；这里想在一代人里走完，而且是自上而下用政令推的。同一条路，速度不同，代价就完全不同。
所以这次改制与其说是文化仰慕，不如说是一次代价极高的入场。
先说它做成的部分。
第一，统治集团被合并了。改制之后，本族的上层与中原的高门共处同一套等第、同一套官制、同一套婚姻网络。上一讲说过，分治那条路的毛病是两半之间没有共同的东西；这一次造出来了。
第二，行政系统深了一层。迁都之后，中原士人大量进入朝廷中枢，官制、律令、礼仪都按中原的样式重做了一遍。此前那套并行的办法，逐渐变成一套。
第三，正当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解决了。改制之后，这个政权在中原士人眼里不再是外来者，而是一个可以效力的朝廷。此后南边不再能靠文化正统这一条独占道义上的高地。
第四，也是最长远的一条：它把两个统治集团的后代变成了同一批人。此后统一天下的那个集团，出身可以追到这两边，而他们自己并不觉得这是两回事。
这四条都是实的。把改制说成一场失败，回避不了它们。
再说另一面。
第一，重心移走了。都城南迁之后，北边那串军镇从拱卫京师的第一线，变成了远离中心的边地。位置一变，地位跟着变。
第二，那套新的等第体系把军镇将士排除在外。等第按什么定？按谱牒、家学、门第。而守边的人没有这些——他们的资本是军功和武力，而这两样在新的体系里换不到相应的位置。改制之前镇将的地位不低于州郡长官，改制之后，镇上的人开始被视作低人一等，甚至有被划入更低身份的情形。
这一条要看清楚：它不是有人恶意打压，是一套新标准自动产生的结果。你把评定的尺子从军功换成门第，那么手里只有军功的人自然就掉下去了。
第三，被排除的恰好是掌握武力的那一批。这就构成了一个很危险的组合：一群有战斗力、有组织、有共同处境的人，同时确信自己在这个体系里没有前途。
第四，改制在本族内部制造了分裂。留在北边的和迁到中原的，在几十年里迅速拉开距离——生活方式不同，语言不同，仕途不同，最后连自我认同都不同。改制之初就有本族贵族公开反对，其中包括君主自己的儿子。
还有一层要说，因为它常被忽略。改制之后进入等第体系的，是本族的上层；本族的中下层并没有跟着上去。一个族群整体改换标识，得利的是那一小部分够得着门第的人，而绝大多数人只是失去了原来的标识，什么也没换到。本卷讲西晋崩溃那一讲说过，一个人群如果只被计入负担的那一栏、进不了分配的那一栏，维系它服从的就只剩下强制——这一次，被这样对待的是统治者自己那一族的多数人。
所以到了下一代、下下一代，这个政权在北边有一群不认同它的武人，在中原有一批与它合流的新贵族。两边共用一个朝廷，却已经不是一群人。
现在回到开头的问题：改制是不是几十年后崩溃的原因。
把这条链拆成四段。
第一段：改制降低了军镇的地位。这一段结实。位置、待遇、上升通道三样同时下降，有记载支持，也有内在的逻辑。
第二段：地位下降造成了军镇的普遍怨恨。这一段也结实。军镇那一侧有直接的依据：第五节说过的那些记载，把守边者说成低人一等，甚至把他们划入更低的身份。另有一件事可以旁证这套标准的适用范围：兵变之前几年，都城的宿卫武人因为被排斥在体面的那一路官职之外闹过一次，烧了主张这么排的人的宅子。那是另一群武人、另一个地方，可挨的是同一把尺子。
第三段：怨恨导致了兵变。这一段大体结实，但要补一个条件——兵变的直接触发是一次严重的饥荒加上朝廷处置失当。怨恨是干柴，触发是火星，两样缺一不可。把一场变乱只归给结构，等于说它非发生不可、而且非在那一年发生不可，那是说不通的；只归给那年的饥荒，则解释不了为什么偏偏是这几个镇先烧起来。
第四段：兵变导致了政权覆灭。这一段最松。兵变本身被平定了；真正终结这个政权的，是平叛过程中崛起的几个军事集团，以及随后朝廷内部的自相残杀。这与上一卷讲党锢与黄巾那一讲说的形状极像：平定一场变乱的过程，把权力交到了地方手里。
所以完整的答案是：改制确实制造了一个结构性的裂口，这个裂口在几十年后被一次意外撬开，而撬开之后倒下的方式，另有它自己的逻辑。
把整个崩溃都归给改制，跳过了后两段。把改制说成与崩溃无关，跳过了前两段。
这次改制提出了一个此后反复出现的问题：一个政权在改变自己的时候，能不能同时保住它赖以存在的那样东西。
这个政权赖以存在的是武力，而武力掌握在一群没有文化资本的人手里。改制要拿到的是承认，而承认的门槛恰恰是文化资本。于是它面临一个几乎无解的处境：要拿到承认，就得抬高一套自己人过不了的标准。
理论上有第三条路：造一套新的评价标准，让军功和门第都能换到位置。但这条路要求发明一套此前不存在的东西，而当时可用的现成语言只有一种。上一讲说过，承认这件事是可以用时间换的；按本讲的读法，这次改制的问题不在于走错了方向，在于它想用一代人的时间走完。要说明的是，这个读法本身预设了那条路非走不可；如果那个预设不成立，问题就不是快慢，而是方向。
还有一件事要放进来一起看。这次改制之后，这个政权又存在了三十多年；上一讲说过的那一百多年里，能撑到这个数的政权是少数。用寿命衡量，它算不上短命的失败者。
第一，改制的主导者。传统叙述把全部改动系于这位君主一人，但清查户口、分配土地、设立乡里层级这几项在他亲政之前就已推行，主持者另有其人；改制中的某些项目也有大臣参与设计的记载。本讲把物质前提与改制本身分开，但两者的界线并不清楚。
第二，迁都的动机。除了本讲说的进入那套语言之外，还有几种解释：便于经营南方、北边的粮食供应不足、避开本族保守势力的中心。这几种可以并存，各有材料，权重难定。
第三，那些标识性改动的实际执行程度。诏令的内容清楚，执行到什么程度不清楚。有记载显示禁令屡屡重申，说明执行不彻底；也有材料显示某些方面变化很快。
第四，军镇地位下降的时间。它是改制的直接后果，还是在迁都之前就已经开始，学界有不同看法。有意见指出北方边患减轻之后，边镇的重要性本来就在下降，改制加速了这个过程而不是开启它。
第五，兵变的成因。除本讲列的怨恨与饥荒之外，还有对镇民成分变化的解释（大量被贬谪者与降人被迁入军镇）。这些解释可以并存。
第六，把两代人之间的差异说成本族内部的分裂，可能过强。迁到中原的那一批与留在北边的那一批之间，究竟是族群意义上的分裂，还是单纯的地域与阶层差距，记载不足以判定。
第七，本讲第七节那个几乎无解的处境是本讲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表述。它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当时确实只有一种通行的承认语言。这个假设大体成立，但不排除还有别的可能没有被尝试。
第八，评价这次改制时的立场问题。传统史书对它评价极高，因为写史的人正是那套语言的持有者；近代以来又出现过反方向的评价，强调它对本族的伤害。两种评价都带着评价者自己的关切，本讲对两边都不采信为定论。
第九，本讲提出的两条一般性判断：一套制度在给一群人发放位置的时候，同时也在给另一群人发放理由；一个政权的武力持有者只要觉得自己在这个体系里没有位置，它就是在借时间。这两条是本讲用来组织材料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表述，也没有办法用这一个案例证成。
回到最初的问题。这次改制是成功还是崩溃的原因。
答案是两者都是，而且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它买到的东西是真的：一个混合的统治集团，一套统一的行政系统，一份被中原社会接受的资格。这几样后来都被继承下去，成了重新统一天下的基础——而且是被那些推翻了它的人继承下去的，这一点很值得琢磨。
它付出的代价也是真的：一批掌握着这个政权大部分武力的人，被排除在新的分配体系之外。而任何一个政权，只要它的武力持有者觉得自己在这个体系里没有位置，就是在借时间。
这里面有一个此后反复出现的道理。一套制度在给一群人发放位置的时候，同时也在给另一群人发放理由。发放位置这件事是显性的、被记录的、被称颂的；发放理由这件事是隐性的，往往几十年后才兑现。而兑现的时候，人们通常会去找一个更近的原因，比如那年的饥荒，或者某个官员的处置失当。
下一讲要讲的是南边同一时期的情形。那边没有改制的问题，因为那边的统治者本来就在那套语言里面。可是南边出现了一个形状相似的麻烦：一群掌握着实际军事力量的人，同样发现自己在那套体系里升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