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件容易被弄反的事。
九品中正这个名字，今天几乎是门阀政治的同义词。通常的讲法是：这项制度把官位按门第分配，于是造成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
这个讲法把因果说反了一半。
它设立的时候，本意恰恰是把选官的权力从地方收回中央。上一卷讲东汉豪族那一讲说过，此前的选官靠地方长官推荐，而推荐这条路依赖举主与被举者之间的私人关系，长期运行下去织成了一张横跨数郡、纵贯几代的网。到那个王朝的末年，这张网连同战乱一起把选官系统冲垮了：从汉末到魏初的几十年里，人口大量流散，一个人的籍贯、家世、行状，本地官府往往已经无从查考。
新制度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技术问题。办法是：在每一个郡设一名官员，专门负责评定本郡出身的士人；评定分为九等，写明依据；这份评定报到中央，作为任官的参考。而担任评定者的人由中央任命，通常是在中央任职的、本籍为该郡的官员。
还要补一层，因为它决定了这项制度为什么非做不可。这套评定是按籍贯来的——一个人无论流落到哪里，评定他的仍然是他本籍那一郡的评定者，而担任评定的人就在中央，与同乡士人本来就有往来。这个设计不管一个人现在住在哪里，只问他出自哪一郡，于是流散本身就不再是障碍——要评定的是人，不是他脚下的那块地。
请注意这个设计的用意。评定权不在地方长官手里，在中央任命的人手里；评定有等级、有书面依据，可以复核、可以调整。比起靠一位太守的眼光和人情，这套办法在纸面上更可控、更统一，也更适合一个人口流散、籍贯混乱的时代。
它后来变成了完全相反的东西。这一讲要讲的就是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转变不是一次政变，是三个漏洞逐年扩大的结果。
第一个漏洞在评定的依据上。评定要看两样：一是家世，二是个人的品行才能。前者是客观的、可以核对的；后者是主观的、只能靠评语。在实际操作里，可核对的那一样往往压倒不可核对的那一样——因为评定者要对自己的评语负责，写家世不会出错，写才能则可能被推翻。于是家世这一栏的分量逐年加重。
这里要接上第一节那个看似矛盾的地方。第一节说，一个人流落到某地之后，那里的官府查不清他的籍贯、家世和行状；而这套办法要问的人换了——问的是他本籍那一郡、如今在中央任职的同乡。对那个人来说，一个同乡出自哪一家，是不必查也知道的事。所以这一项在这套办法里是查得清的，靠的是核它的那个人本来就知道；而品行才能这一项，换了谁来核都还是只能靠评语。于是一个负责任的评定者和一个想省事的评定者，在该往哪一项上使力这件事上，选择恰好相同。
这里有一条更一般的道理，后面几卷还会遇到：一套考核制度里，凡是可以核对的依据，往往会挤掉不可核对的那些，不管设计者的本意如何。
第二个漏洞在评定者本身。担任评定的人来自哪里？来自本郡有声望的家族，而且往往是在中央任职的高官。这就形成了闭环：高门出身的人担任评定者，评定的是本郡士人的等级，而等级又决定谁能做官、谁能做到高官。评定者评出下一批评定者。
第三个漏洞在等级与官职的挂钩上。评定的等级本来只是任官的参考，但为了操作方便，很快形成了对应关系：某一等对应某一级的起家官职。一旦挂上钩，等级就不再是评语，而是一张有明确兑换价值的凭证。
第二个漏洞还要再拧紧一道。评定并不是一次定终身，原则上要定期重评，可升可降。这一条在纸面上是纠错的机制，实际运行中却成了另一样东西：既然升降由评定者掌握，那么一个人要保住等级就得维持与评定者一方的关系。可以被调整的评级，比不能调整的评级更需要经营。
三个漏洞合起来，结果就是那句流传极广的话所描述的：最高的几等里没有出身寒微的人，最低的几等里没有出身显贵的人。
漏洞本身还不足以造出一个稳固的阶层。要长成阶层，还需要另外几个条件同时到位。而在这三百多年里，它们恰好都到位了。
第一个条件是经济基础。上一卷讲东汉豪族那一讲说过，大族的力量是地、人、武装和学问那几样长在一起。这几样在分裂时代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因为战乱而加强——上一讲说过，人口大量从国家的册子上转移到私人的册子上，而承接这些人的正是这些家族。
第二个条件是政治必需。这三百多年里的政权大多短命，且多数是靠军事集团建立的。一个新政权要运转，需要懂文书、懂礼仪、懂典章的人，而这类人几乎只能从旧的高门里找。于是每一个新政权都要与这些家族做交易：你给我人和承认，我给你官位和特权。政权换了一茬又一茬，这批家族反而越换越稳——因为每一次改朝换代都需要重新证明自己是正统，而承认他们正是证明的方式之一。
第三个条件是文化标记。做官要有等级，等级要有依据，而依据除了家世还需要看得见的东西：谈吐、书法、礼仪、家学、交游。这些东西需要几代人的闲暇才能积累，一个刚富起来的门户学不来。于是出现了一整套精细的区分方式，一个人的举止就能暴露他的出身。这套区分比法令有效的地方在于，它不需要执行者——没有人负责查禁，但所有人都在识别。
第四个条件是通婚。高门之间彼此通婚，不与低门通婚，谱牒被专门编纂和保管，婚姻要查对方的家世。这一条把前面三条锁死了：血缘一旦封闭，阶层就不再是流动的位置，而变成了身份。
四个条件合起来，一个既有钱、又有官、又有文化标记、又不与外人通婚的群体就成型了。它不是被某一道法令造出来的，是被这几样条件一起养出来的。
这里要问一个关键问题：这个群体的存在，对国家意味着什么。
第一，它让国家不再能自由地选择官员。一个皇帝想提拔某个有才干的寒门，可以做到，但代价是与整个高门集团发生摩擦，而他往往还需要这个集团的支持。所以多数时候他只能在给定的名单里挑。
第二，它让国家的账目继续缩小。这些家族的田庄和依附人口享有各种名目的优免，而优免的范围会随着他们政治地位的稳固而扩大。上一讲说过，分裂时代的政治史很大一部分是一场争夺：国家想把人收回自己的册子上，大族想把人留在自己的册子上。有了制度上的身份保障之后，大族在这场争夺里占了上风。
第三，也是最微妙的一层：它让国家变得可以更换。一个政权的日常运转依靠这批家族，那么换掉这个政权的人只要拿到他们的合作，就能接着运转下去。这解释了这三百多年里一个奇特的现象——改朝换代频繁，社会秩序却相当连续。这个通则也有例外，下一讲会讲到其中最要紧的那一次。多数情况下，新皇帝杀掉的是前一个皇族，不是这批家族。
所以这个群体既是国家衰弱的原因，也是它没有彻底崩溃的原因。它吃掉了国家的一部分能力，同时也接住了国家掉下来的那一部分职能。
这一点值得多想一层。一个中间层如果只会侵蚀，那么它所在的社会会跟着一起垮；而这三百多年的实情是社会没有垮——文字在传，礼仪在传，典章在传，农业技术在传，甚至户籍与赋役的办法也在各个小朝廷之间传。传递这些东西的正是这批家族。他们从国家手里拿走的和替国家保管的，是同一批东西。
同样一套制度，在南北两边走出了很不一样的形状。
南边这一支延续了旧王朝的正统，也延续了旧的高门谱系。这里的门第区分最严、最细，也最讲究文化标记——官位被分成清浊两路，清的位置事少而体面，浊的位置管实事却上不了台面，而谁能走清路是按门第定的。它的特点是：门第的高低与实际权力逐渐脱钩——最高的那几家往往不掌兵、不理繁剧的政务，只占清贵的位置；实际办事和掌兵的，反而是次一等或者出身更低的人。于是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结构：地位最高的人负担最轻，责任最重的人地位不高。这个结构本卷后面讲南朝士与庶那一讲再细说，它是南边后来被北边压倒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边这一支不一样。北方在很长时间里由来自北方与西北的非汉族群建立政权，他们不属于旧的高门谱系，也没有那套文化标记。但他们同样需要懂文书和典章的人，于是与北方留下来的大族合作，并逐渐把自己的贵族也编进同一套等级里。结果是北边的门第体系里混入了两个来源，一个是旧的士族，一个是新的军事贵族；而后者长期握着兵。
这个差别很要紧。南边的高门与武力分离，北边的高门与武力结合。后来南北的胜负怎么分，本卷后面几讲会分别处理；这里只是先把这条线索放下，它是其中一个因素，不是唯一的。
一项被公认为弊病的制度，为什么能延续三百多年。
第一，它有真实的功能。在一个户籍混乱、缺乏统一考试、交通与通信都很慢的时代，家世确实是最容易核对、成本最低的一项信息。它未必公平，但它可用。用一个不公平但可用的办法，好过用一个公平但没法执行的办法——这是许多坏制度长寿的共同理由。
第二，反对它的人也从它得益。历代都有人上书指出这项制度的弊端，言辞极其激烈，而这些人本身多数出自受益的那一群。一个人可以真诚地认为一项制度不好，同时并不真的希望它明天就消失。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条：没有替代品。要取代它，需要一套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绕开地方关系、直接测量个人能力的办法。这样一套办法所需要的条件——统一的文本、可复制的考试、足够多的识字人口、一个能把人和文书在各地与中央之间往返送达的系统——在这三百多年里并不具备。
这三条也解释了它最后是怎么结束的：不是被批倒的，是被替代的。等到那几个条件陆续具备，一套新的办法出现了，它才慢慢让位。那是下一卷的题目。
讲这段历史有一个特别的陷阱，值得单独说。
这三百多年传世的那一部分文字，主要出自这个群体之手。他们编谱牒，写家传，作文集，评人物，记言行。留下来的文字量极大，质量也极高。
另一头并非全无痕迹。出土的官府简牍里有户籍、赋税与账目，出自吏手；北朝的造像题记上署着大量平民的名字，出资抄经造像的人里有很多并不属于这个群体——佛教是本卷后面一讲的题目。这些东西加起来，仍然远不足以与前一头相比，但它们至少说明另一半不是完全空白。
后果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了解，是从一小群人的眼睛里看到的。他们关心的事情——门第的高下、清浊的分别、某人的风度、某次清谈的胜负——在记载里占了极大篇幅；而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几乎没有留下痕迹。
所以读这段历史时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三百多年是一个高度文雅的时代。文雅是真的，但它属于极少数人，而且这份文雅的物质基础，正是前面几节说的那套东西。
上一卷讲文景之治那一讲说过，留下文字的是识字的那一小部分人，他们多半不在承担最重的那一头。这三百多年的记载尤其如此。
第一，这项制度设立时的本意。记载里既有把它说成权宜之计的，也有把它说成清定人物的。本讲取它意在收回选官权、解决籍贯散乱这一读法，理由是它的设计特征与之吻合；但也有意见认为它从一开始就是与大族的一次妥协，是承认既成事实。两说都有依据。
第二，那句关于最高几等与最低几等的名言。它出自当时一份批评这项制度的奏议，是论辩之辞，带有夸张的可能。它准确描述了趋势，但不宜当作统计。
第三，等级与起家官职的对应关系。这套对应在记载中有零星的说明，但完整的对应表是后人复原的，各家复原的结果不完全一致，而且不同时期可能不同。
第四，门第与实际权力脱钩的程度。南边这一现象常被强调，但也有研究指出，最高的几家在关键时刻仍然掌握着相当的实权，脱钩的说法可能过强。
第五，寒门上升的可能性。通行的说法是几乎没有，但记载里确实存在出身低微而位至高官的例子。争论在于这些例子是罕见的例外，还是通道虽窄却始终存在。
第六，这套制度与后世那套考试制度的关系。一种意见把后者看作对前者的彻底否定；一种意见强调后者在很长时间里仍然与门第并行，替代过程极为缓慢。本讲取后一种。
第七，本讲第三节列的四个条件。把它们并列为造成阶层的条件，是本讲的归纳；四者之间的先后与轻重，材料不足以判定。
第八，本讲第五节的南北对照。这是一个粗线条的概括，两边内部的差异都很大，而且时段跨度很长，早期与晚期情形不同。它的用处是提示后面几讲的线索，不是描述实况。
第九，本讲提出的几条一般性判断。可核对的依据会挤掉不可核对的；一项坏制度长寿靠的是有真实功能、受益者也在批评它、以及没有替代品这三条；制度落地之后会被现有的力量对比重新塑形。这三条都是本讲用来组织材料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认知，也没有办法用这一个案例证成。
回到最初的问题。门阀是怎么长出来的。
答案是：它不是被一项制度造出来的，但它被一项制度确认、加固并且合法化了。
这里有一件事值得记住。这项制度的设计意图是收权，实际效果是放权；本意是让评定更客观，实际是让家世更重要；本意是打破地方关系网，实际是给这张网发了一张全国通用的证书。
出现这种反转不是因为设计者愚蠢。是因为一项制度落地之后，会立刻被现有的力量对比重新塑形。谁有力量，谁就能决定这项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偏向哪一边。设计者能规定条文，规定不了执行条文的人是谁、他们有什么样的利益。
上一卷讲王莽那一讲说过一句相近的话：一项政策的实际形状，与其说取决于它写成什么样，不如说取决于执行它的人有没有理由把它办成那样。那一讲说的是一次失败的改革，这一讲说的是一项成功推行了三百多年的制度。两者的结局完全相反，道理却是同一个。
下一讲要讲的，是这个刚刚成型的群体遇到的第一次大考——一个统一的王朝在短短几十年里崩掉，而他们中的很多人第一次发现，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