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被讲述得最多的一段。要说明的是，被反复讲的那些场面，有不少发生在三家并立之前；本讲取的是三家并立到重归一统这六十年，因为账本要到这时候才各自分得清楚。人物、谋略、战役、忠义与背叛，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说出几段。
正因为讲得太多，它也被讲得最偏。通常的叙述把这六十年处理成三个大致对等的政权之间的博弈，胜负取决于谁更能用人、谁更善谋划、谁在关键时刻做对了选择。
这一讲换一种看法。它不问谁更聪明，只问几件很笨的事：有多少人，有多少地，谁在种，谁在打。
这样看下来会发现，通常那个故事讲的其实不是这六十年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地区在此前的战乱里损失了极大一部分被登记在册的人口，而三个政权此后的全部作为，都可以理解成用不同的办法去处理这同一个问题。
先看人口。
三家各自留下了一份登记在册的户口数。把它们加起来，与汉朝盛时的登记人口相比，只剩下大约七分之一。
这个落差大到需要立刻做几层折扣。
第一层，死亡是真实的。这几十年里的战乱、饥荒和疫病都极其严重，人口的绝对损失毫无疑问是巨大的。
第二层，但绝不会少这么多。一个地区如果真的在几十年里损失了八成以上的人口，它不可能同时供养三支常备军、修水利、开屯田、打几十年的仗。数字与其他事实对不上。
第三层，也是这一讲要展开的一层：这个数字统计的不是人，是登记在册的编户。上一卷讲东汉豪族那一讲已经说明过这个机制——一个人从国家的册子上消失，不等于他从地上消失，他可能只是换了一个人来管。而在这几十年里，这个过程被极大地加速了。
所以准确的说法是：这个数字里有真实的死亡，有大规模的迁徙流亡，也有一大批人被从国家的册子上划走，另立到别的册子上。三者各占多少，没有人能给出比例。
这三个数字本身也要说一句来路。其中两个靠后世的注所引杂史保存下来，按本系列一贯的口径，注中所引的杂史不称正史记载；另一个见于后代正史的地理志，那是正史本文，但它成于这段历史之后，统的又只是隶属郡县的户口。两种来路的毛病不同，结论相同：它们只够用来看趋势。
但第三样最值得追。因为它不是损失，是转移；而转移到哪里去了，正是这个时代的骨架。
顺带说一件方法上的事。历史记载里的数字，有的是核出来的，有的是估出来的，有的是抄来的。这三个数字里，西南与东南两家的是亡国时点交对方的清单，双方都要核对，没有夸大的动机、只有隐瞒的动机，大概率偏低。北方那一家不一样，它没有投降这道手续，政权是内部易主的；那个数字出自平定西南之后的一次常规统计，而军籍与屯田户不隶郡县，算不算进去本身就有争议——所以它同样偏低。三个数字方向一致，都反过来加强了本讲的判断：册子上的人少，不等于地上的人少。
被划走的人，大体进了四本册子。
第一本是私人的。上一卷讲东汉豪族那一讲说过，大族的田庄里住着族人、投靠的农户、买来的奴婢和为躲避赋役而依附的编户。战乱一起，这个过程猛地加速——一个失去土地又随时可能被杀的人，投靠一个有围墙有丁壮的地方，是当时最合理的选择。这些人在私人名下，不在国家名下。
第二本是军籍。三个政权都把一部分人口专门划出来供应兵员，其中做得最成形的是北方那一家：军籍另立、不隶郡县，这些人家世代当兵，身份世袭，女儿只能嫁给同类人家，士兵逃亡罪及妻子。另外两家也有独立于编户的兵籍，但办法各不相同，条文是否一样严密，记载给不出答案。这样做的理由很实在——常备军需要稳定的兵源，而在人口大减的条件下，唯一可靠的办法是把兵源固定成一种身份。代价是这批人从此不再是普通编户，也不再向国家交纳普通的赋税。
第三本是屯田的册子，下一节专说。
第四本是私兵。有的政权允许将领把统率的部队当作家产，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连同供养这些部队的人户一并世袭。这实际上是把国家的一部分军队和一部分人口，一起交给了几十个家族。
这四本册子里，第二本和第四本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们的方向相反。把兵源固定成世袭身份，是国家为了抓住人而设的办法；把部队和供养部队的人户一并交给将领世袭，则是国家抓不住人时的让步。同一个时代里两种相反的动作并存，说明国家在这件事上既有主动的一面，也有被迫的一面。
四本册子有一个共同点：都离开了郡县那条常规编户的线。军籍另立、屯田户归专管的官职，两样都不归郡县；私人依附与世袭领兵那两本更是连账都不在官府。人还在，地还在，产出也还在，只是不按编户那一套来数、来收了。
这就是分裂时代的基本形态。它不是国家消失了，是国家变小了——不是疆域变小，是它按常规那条线数得清的那一部分变小了。
在这个背景下，屯田这件事的分量就清楚了。
战乱造成两样东西同时出现：大片无人耕种的荒地，和大量失去土地的流民。两样东西各自都是灾难，凑在一起却是一个可解的问题——只要有人把它们接上。
北方那个政权做得最早也最彻底。办法是：由官府提供土地、耕牛和种子，把流民组织起来耕种，收成按比例分给官府和耕作者，用耕牛的分得少些，不用的分得多些。管理这套系统的是一套独立的官职，不归郡县，直接对中央负责。
这套办法解决了三个问题。军粮有了着落，流民有了去处，荒地重新长出东西。它在几年之内就见效，此后成为这个政权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另外两家也做屯田，规模和形态各有不同：一家沿着长江和沿海布置，一家在通往北方的要道上布置，都带着明显的军事意图。
这里要点出屯田的性质。上一卷讲汉武帝的钱那一讲说过，一个政权缺钱时最费事也最有效的办法是自己下场经营。屯田是同一件事在土地上的版本：国家不再只当收税者，它直接当地主，直接安排生产，直接分配产出。
它的效率来自绕开：绕开已经失灵的户籍，绕开已经被大族占住的土地关系，另起一套账。而它的问题也来自绕开——这套账是临时的、军事化的、依赖强制的。耕作者的身份介于兵和民之间，负担比普通编户重，人身也不自由。所以一旦战事缓和、和平延续，这套系统就会松动：耕作者想变回普通农户，管事的官吏想把土地变成自己的。北方那个政权到后期，屯田确实逐渐废弛，最终罢掉了专管的官职。
这里可以与上一卷那一讲做个对照。那一讲说，国家一旦下场经营就回不去了，因为经营会长出自己的机构和人员，而这些人靠它为生。屯田也有专设的机构和靠它吃饭的官吏，照说该长出同样的守护者。差别可能在于它守的是什么：官营守的是一门谁都离不开的生意，只要有人买盐买铁，机构就有存在的理由；屯田守的是一批被强制留在地上的人，而这批人本身随时想走，管事的官吏也更愿意把地变成自己的——那样他损失的只是一个头衔。按这一路的读法，能不能长出真正的守护者，是这类办法能不能活下去的分水岭；不过这只是一种读法。
现在可以把三家的账并排放一起。
北方那一家占着此前最富庶的中原地区，人口最多，可耕地最好，屯田规模最大，还控制着最主要的马匹来源。它的问题不在资源，在于内部——它起家之后陆续吸纳了一批大族，而这批大族的分量此后越来越重。
西南那一家占据一个大盆地，四面有山，进出的通道很少。这地方守起来省力，出去却极难。它的登记人口在三家里最少，可它维持的官吏和军队占人口的比例却高得惊人。这意味着两件事。一是它的组织效率必须极高、管理必须极严；二是它的社会负担也最重。它反复向北用兵，通常被解释为进取，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必要——一个以恢复旧秩序为立国理由的政权，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这个理由就失效了。
东南那一家占着长江以南，最大的资本是那条江和江南开发不久的土地。它的政权形态与另外两家都不同：它是与当地大族共治的，大族出人出粮，换来的是世袭领兵和世袭的封户。这个安排让它极其稳固——因为大族的身家性命都在这个政权里；也让它极其难以扩张——因为大族要保的是自己的田庄，不是别人的土地。
把三家并排看，还能看出一件事：它们与本地大族的关系，决定了各自的形状。
北方那一家是先有军事集团再吸纳大族，所以早期君主的个人权威很大，但大族的分量随时间递增，最后政权易主也正是这批人推动的。西南那一家是外来集团统治本地社会，所以必须靠制度的严密和用人的公正来弥补根基的浅薄，一旦这两样松掉，它就没有别的凭借。东南那一家干脆与大族共治，稳固与迟滞都由此而来。
三种关系，三种形状，三种命运。这不是性格问题，是各自起家条件的结果。
三本账放在一起，结论并不复杂：一家占了大约三分之二的资源，另外两家各占一小块，且各有各的天花板。
所以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不是谁会赢，而是为什么用了六十年。
四条理由。
第一条是地理。一个是大江，一个是群山，都是防守起来最省力、进攻起来最费力的地形。在没有决定性技术优势的条件下，这类地形可以把实力差距抵消掉相当一部分。
第二条是内部消耗。占优势的那一家，几十年里的主要精力有相当一部分花在内部——大族之间的角力、权臣的更替，最后是政权本身的易主。一个正在处理内部问题的政权，很难同时打一场倾国之战。
第三条是三方结构。两个弱者面对一个强者时，理论上应当联合。卷二讲合纵连横那一讲说过，这类联合难以维持，因为各方的目标不同、彼此有旧怨、而强者可以精确出价。这六十年里那两家破裂过一次，其中一方还一度向北方称臣；但此后重新结盟，一直维持到西南那一家灭亡，前后四十年没有再翻脸。一个稳定的联盟比一个断断续续的联盟更让强者不敢全力压向一方。
第四条是恢复需要时间。人口和耕地要重新长起来，屯田要见效，兵要练。这几十年里三家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把自己那一块地方的账重新做实。谁做得快，谁的窗口就先打开。
最后的结局与这四条完全吻合：先灭掉西南那一家，中间隔了十几年整顿内部与准备水军，然后顺流而下解决了东南那一家。
讲这个时代必须交代材料，因为它是全部中国历史里材料层次最容易被混淆的一段。
第一层是当时的正史。它由一位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编成，简洁、克制、可信度相对高。
第二层是一百多年后为它作的注。作注的人搜集了大量当时的杂史、别传、笔记，一并抄录进去，有的还并列几种互相矛盾的说法。这些材料价值极高，但性质完全不同——它们是被搜集来的传闻，不是正史本文。本系列一贯的口径是：注中所引的杂史，一律不称正史记载。
第三层是一千多年后的一部小说。它把这个时代重新组织成一个有主角、有立场、有因果的故事，写得极好，影响极大，以至于今天多数人脑子里的这六十年其实来自它。
三层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同一个人物，在第一层里可能只有几行字，在第二层里有几种互相冲突的传闻，在第三层里有完整的性格和几十回的戏。
卷二讲合纵连横那一讲说过，那些精彩的说辞不能当实录，因为它们出自一部按国别编排的言论汇编。这里的道理相同而程度更甚：越是精彩的细节，越可能来自后两层。本讲因此不复述任何具体的谋略、对话和战役经过。
第一，那些户口数字。三个数字都见于记载，来路已在第二节交代；无论哪一种来路，它们统计的口径、是否包括军籍与屯田户、是否包括依附人口，各家说法都不一。学界对这一时期实际人口的估计差别极大。本讲只用它说明登记人口的锐减，不用它推算实际人口。
第二，人口锐减的成因比例。死亡、流亡、脱籍三者各占多少，没有办法分开。本讲三者并列，不给权重。
第三，屯田的具体分成办法。记载中有几种不同的比例，适用的对象和时期可能不同。本讲只说用官牛与不用官牛的分成不一样，不写具体数字。
第四，屯田的实际规模与持续时间。它在初期的成效有明确记载，但覆盖了多少土地、养活了多少人，材料不足以估算；它后期废弛的过程也只有零星记载。
第五，那种世袭兵户制度的严酷程度。记载中有身份世袭、婚配限制、逃亡连坐等条文，但执行的严密程度与地区差异不清楚。也有意见认为它在不同时期的宽严变化很大。
第六，西南那一家反复北伐的动机。一种解释强调它以恢复旧秩序为立国理由，不能停；一种解释强调地理上必须主动争夺才能获得战略纵深；一种解释强调其内部不同集团之间需要一个共同目标。三说可以并存，本讲不排序。
第七，本讲第五节对三家资源的估计。所谓三分之二是一个粗略的量级判断，依据主要是可耕地、州郡数与主要产粮区的分布。若单按登记人口算，北方那一家不到六成，撑不到三分之二——这也说明这个量级判断靠的不是人口那一栏。
第八，本讲的整体取向。只看账本会漏掉真实存在的东西：人的选择确实影响过局面，几次关键战役的结果如果相反，进程会不同。本讲强调结构，是为了纠正通常叙述的偏差，不是主张个人和偶然不起作用。
回到最初的问题。只看账本，三国是什么样的时代。
它是一个国家把自己拆成三份、然后每一份都必须重新学会记账的时代。
三家做的事情惊人地相似：都要把逃散的人重新找回来登记，都要把荒地重新种上，都要在正常的户籍之外另立几本册子来保证兵源和军粮，都要处理本地大族这一关，只是各自处理的方式不同。区别只在于各自的条件不同，因而侧重不同。
这一点对理解此后三百多年很要紧。上一讲说过，这个国家散架之后，中间层接管了地方。而中间层接管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造册——不造册就没有税，没有税就没有兵，没有兵就守不住。所以整个分裂时代的政治史，很大一部分可以读成一场持续三百多年的争夺：国家想把人收回自己的册子上，大族想把人留在自己的册子上。
这场争夺在这一讲里刚刚开始。下一讲要讲的，是这场争夺里出现的一套办法：由专人给士人定出等第，报到中央作为任官的参考。它设立于本讲这六十年的头一年，本意与后来的结果差得很远，那一讲会专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