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通常被问成：秦朝为什么亡得那么快。
这样问会引向一份原因清单——徭役太重、刑法太严、皇帝暴虐、继承出了问题。清单本身没错，但它有个毛病：任何一个垮掉的政权都能列出这样一份清单，而列清单解释不了为什么是这一个、在这个时候垮掉。
所以这一讲换一种问法：两千年来人们是怎样解释这件事的，这些解释各自看重什么，又各自遗漏了什么。
这样问有一个好处。秦朝速亡是中国历史上被讨论得最久、最反复的问题之一，几乎每个时代都要重新回答一遍。而每一次回答，都同时透露出回答者自己所处时代的关切。看解释的变迁，比看解释本身能看到更多。
上一讲结尾留了一个问题：秦朝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别人几百年做不到的事，也在十五年后垮掉，这两件事是不是因果关系。这一讲就从这里开始。
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解释，出自汉初。
那一代人离秦朝很近，很多人亲身经历过。他们的结论集中在一点上：秦朝的问题不是能力不够，恰恰是能力太强而不知道收手。攻取天下和守住天下不是一回事，用夺取的办法去治理，必然失败。
这个论断的分量在于它不否认秦朝的成功。它承认那套办法在兼并战争里极为有效，只是说这套办法用错了地方。这是一个关于时机与转换的判断，不是关于对错的判断。
汉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解释，原因很实际。那时的统治者刚刚接手秦朝留下的整套制度，他们不打算废掉它，也废不掉。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否定这套制度的说法，而是一个说明如何使用它的说法。仁义不施这个诊断正好合用：机器可以留着，只要换一个开法。
这个解释此后成为主流，两千年里几乎所有讨论都以它为起点。
还要说清楚这个解释的一个特点：它是从结果倒推的。汉初那一代人看到的是秦朝已经垮了，于是去找它做错了什么。凡是从结果倒推的诊断，都倾向于把失败的一方所做的一切都算作病因，包括那些其实并没有出错的部分。
这一点在后来两千年里造成了一个持久的偏差。因为这个诊断太有名，秦朝的形象被固定成了一个只会用强力的政权，它在制度上的建树反而被它的失败盖住了。而事实是，指责它的那个王朝，几乎原样接过了它的官制、律令与文书办法，只是另外加了一层封国。
另一种解释把矛头指向郡县制本身。
这一路的说法是：秦朝取消了封建，没有宗室在地方作屏障，中央一出事，整个天下就没有任何一处可以据守、可以勤王。上一卷讲郡县制那一讲提到过这个读法，它在汉初就已经存在，并且直接影响了汉朝分封诸侯王的决定。
这个解释的力量在于它能说明一件具体的事：秦末各地起兵之后，秦朝很少得到来自地方的支援，因为地方上几乎没有人的利益与这个政权绑在一起。有据城死守到底的例子，守将与朝中重臣有亲缘关系，这恰好从反面说明了问题：要有人肯为这个政权拼命，得先有人的身家与它绑在一起。郡守是任命的官员，他们可以投降，也可以自立，没有理由与朝廷共存亡。
它的弱点也很清楚。汉朝分封了诸侯王，结果是诸侯王成了中央最大的威胁，最后不得不花几代人把他们削平。屏障与威胁是同一批人。所以这个解释指出的问题是真的，但它开出的药方经过检验，效果并不好。
第三种解释把重点放在权力交接上。
秦始皇死在巡行途中，继位的过程有严重疑问，随后大量宗室与重臣被清洗，决策圈在很短时间里被大幅削减，能够对君主形成制衡的人被清除掉了。起事爆发之初朝廷仍有人可商量，采纳的应急办法在军事上一度相当有效；但一个已经没有制衡的中枢，出错时也没有人拦得住。
这个解释的好处是具体。它不谈抽象的制度，只谈一个可以验证的环节：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权，最脆弱的时刻就是权力交接。上一卷讲郡县制那一讲说过，一套把中间层全部拆除的制度，一旦顶端出问题，结构上就没有别的力量可以承担后果。继承危机正是顶端出问题的标准形态。
这个解释的弱点在于它太依赖偶然。如果它成立，那么秦朝的垮掉主要是一次事故，换一个继承人就可能不同。这个结论许多人不愿接受，因为它把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归给了几个人在一个夏天里的密谋。
把这三种解释放在一起，可以看出它们分别在回答不同层面的问题。第一种问的是治国的方针对不对，第二种问的是制度的架构对不对，第三种问的是具体的人和事出了什么岔子。三者不必互相排斥，一个政权完全可能同时在三个层面上都出问题。
真正的困难在于，这三种解释所依据的材料是同一批：几部传世史书。同一批材料能支持三种方向不同的解释，说明材料本身不足以裁决它们。要打破这个僵局，需要的不是更精细的推理，是新的材料。
上面三种解释都建立在传世文献上。二十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湖北、湖南等地陆续出土了大批秦代的法律文书和行政档案。这些材料不是史家的叙述，是当时官府日常使用的东西：律条、判例、公文、账目、往来文书。
它们带来的最重要的修正有几项。
第一，秦法比传世印象中要细密，也要讲程序。它规定了很多具体情形下该怎么办，包括量刑的分级、审讯的规则、官吏失职的责任。它不是一部只有严刑峻法的法典，而是一套试图把所有情形都事先规定下来的东西。要同时说清的是，这套东西里也写着大量肉刑与劳役刑，连坐适用得很广。细密与严酷在同一批律条里并存，不是互相抵消的两件事。
第二，也是最著名的一项。正史本文里有一句流传极广的话，说服役失期一律处死，这被当作起事的直接原因。而出土的秦律对失期规定了由轻到重的分级处罚，另外还写明遇雨这类情形本次征发可以免掉。两者对不上。
这个发现引出的讨论至今没有结论。一种意见认为传世记载的那句话不可信，起事另有原因。一种意见认为出土的律条是官方规定，实际执行可能远比条文严酷，尤其在秦末的压力下。一种意见认为两地情况不同，或者律条在不同时期有变化。还有一种意见指出，出土的那条分级规定属于徭役类律文，而记载里那批人是去戍边的，两者适用的未必是同一套条文——如果这一路成立，所谓对不上这个前提本身就要打折。
第三，关于基层运转。出土文书显示，秦的行政系统运转得相当细致，文书往来频繁，考核认真。这与一个即将崩溃的政权给人的印象不同。
第四，关于基层官吏本身。出土文书里有大量关于官吏考课、失职追责、公物损耗、账目核对的记录，同一批材料里还有从军在外的人写给家里的信——写信的不是官吏，但收信的一家人正是这套系统日常处置的对象。信里除了要钱要衣，还追问家中的赏爵下来了没有——赏爵要经官府核给、登记入册，正是基层经办的事。这些东西合起来，呈现出的是一个由无数普通办事人员支撑的日常系统，而不是一部只由君主意志驱动的机器。
这一点对理解崩溃很重要。一个靠个别暴君维持的政权，暴君死了就完了；一个靠大量日常办事人员支撑的系统，它的崩溃需要解释为什么这些人不再运转下去。
出土材料的意义，不只是修正了某几条具体的记载。
它改变了问题的形状。
在只有传世文献的时代，问题是：秦朝的暴政到底有多暴。这是一个程度问题，答案取决于你多大程度上相信那些叙述。
有了出土材料之后，问题变成了：一套规定得如此细致、执行得如此认真的制度，为什么会失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它不再是关于坏人做坏事，而是关于一套在行政设计上相当周密的系统为什么会崩溃。
这个新问题目前有几个方向的回答。
一个方向是负荷。就行政设计而言这套制度是自洽的，但同时推进的事情太多——修路、筑城、开边、迁徙、征伐，每一项单独看都在能力范围内，按这一路的看法，加起来就超过了社会的承受力。这个说法与上一讲讲的标准化工程直接相关。
一个方向是覆盖。这套制度是在秦国本土用了一百多年才磨合成熟的，统一之后要在几年内推广到六国故地，按这一路的看法，那里官吏补不满员额，习惯没养成，基层配合也远不如本土。出土的县级档案里就记着在职人数远少于定员的情形。条文是现成的，移植的速度不允许它扎根。
还有一个方向是刚性。规定得越细，越无法应对规定之外的情况。一个把所有情形都事先写下来的系统，遇到没有写过的情形时，官吏可以往上请示、可以援引成例，但按这一路的看法，多数时候还是只能往最近的一条上靠，而不是按实际情况变通，哪怕这样靠过去会把事情办砸。
这三个方向都不需要预设统治者残暴，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件事：能力越强的系统，越容易在自己能力的边界上翻车。
这三个方向还有一个共同的推论，值得单独说。
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时间问题：这套制度在秦国本土是长出来的，在六国故地是装上去的。长出来的东西有配套的人、习惯和默契；装上去的东西只有条文。而条文能规定的只是官吏该做什么，规定不了当地人愿不愿意配合。
上一卷讲变法那一讲说过，商鞅变法之所以没有被推翻，一个关键原因是它在剥夺一批人的同时，创造出了一批以新制度为生的人。在秦国本土，这批人存在了一百多年；在新征服的六国故地，这批人还来不及形成。制度看起来是同一套，扎根的深度完全不同。
还有一种解释在近几十年才被认真对待，就是把秦朝放回它的时间位置上看。
统一之前，列国并立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这样一条：秦末起事的领袖多数打着六国的旗号，恢复的是被灭掉的那些国名。至于由此能不能推出当时多数人把统一看作反常、把秦朝看作占领者，那是一层推论，材料不足以证实人们普遍怎么想。存疑一节会再说到这一点。
作为一种解释方向，它是这样运作的：一个政权如果被相当多的人视为暂时状态，它需要的时间就比它拥有的时间长得多。汉朝面对的是同一批人，但它多了一个秦朝没有的条件——六国的旧秩序已经被打碎了一遍，而打碎它的那个政权自己也垮了。汉初那一代议论者已经把秦朝的失败读成治理方式的失败，前面说过他们的结论。汉朝可以在这个前提上慢慢来。
第一，汉初那一代人的论断的性质。它是政论，不是史学分析，写作的目的是向当时的统治者进言。它对秦朝的描述带有明确的劝谏意图，用它来了解秦朝的实情要打折扣。这与上一卷讲三家分晋时对宋人史论的处理是同一种情形。
第二，失期处罚的矛盾。如正文所述，传世记载与出土律条对不上，学界至今没有定论。需要说明的是，出土的律条来自特定地点与年代，能否代表秦朝全境全时段的规定，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第三，出土材料的代表性。目前出土的秦代行政文书主要来自若干个地点，它们反映的是那些地方的情况。用它们去推断全国，风险与用传世文献推断全国是对称的，只是方向相反。
第四，秦法是否严酷。出土律条显示有分级、有程序，但也显示了大量肉刑与劳役刑，以及连坐的广泛适用。说它细密与说它严酷并不矛盾，两者可以同时成立。本讲不打算用细密去否定严酷。
第五，继承危机的真相。相关记载来自正史，但涉及密室之谋，其信息来源无从追查。另有一批入藏的汉代竹书给出了与传世记载不同的说法，与前面说的秦代行政文书不是一回事。学界对此讨论很多，至今没有共识。
第六，本讲前面所列三个方向孰轻孰重。负荷、覆盖、刚性三者可以并存，也可以互相解释。本讲并列摆出，不作排序，因为现有材料不足以支持任何一种排序。
第七，把秦朝视为占领者这一说法的分寸。支持它的证据是：起事领袖多打六国旗号，恢复的是被灭之国的国名；六国旧贵族在起事后迅速得到响应。反对它的理由是：这些旗号也可能只是动员的工具，未必反映打旗号者自己的认同，更未必反映普通编户的想法。而在已出土行政文书的那几个地方，基层在秦制下确实在运转，看不出成规模的抵制；这几处能不能代表六国故地全境，本节第三条已经说过。两边用的材料不同类型，一边是叙事记载，一边是行政档案，本来就照不到同一个层面。本讲把它作为解释方向提出，不作已确立的事实。
第八，速亡是否可以避免。一种立场认为这是结构性的，无论谁继位、怎么施政都难以逆转；另一种立场认为若干具体决定不同则结果不同。这个分歧与上一卷讲长平那一讲是同一类问题，涉及对偶然性的估计，材料层面解决不了。
回到最初的问题。这些解释是怎样此消彼长的。
第一种解释产生于一个需要继承秦制又要与它划清界限的时代，所以它把问题定位在使用方式上。第二种解释产生于分封与郡县之争仍然是活的政治议题的时代，所以它把问题定位在制度选择上。第三种解释把继承程序当作可以逐环节验证的对象，这种讲法要到史料考订成为专门学问之后才充分展开，所以它把问题定位在具体环节上。第四种解释，也就是出土材料带来的这一波，产生于一个能够看到行政细节的时代，所以它把问题定位在系统的负荷、覆盖与刚性上。第五种解释产生于一个对认同与合法性格外敏感的时代，所以它把问题定位在这个政权有没有被接受上。
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最熟悉的失败模式去理解那次失败。
这不是说这些解释都是主观的。它们各自都有材料支持，也各自解释了一部分事实。但把它们排在一起看，可以看出一件事：我们对一个事件的解释能力，取决于我们手里有什么材料，以及我们对什么样的失败最有感觉。
所以这一讲不给出一个最终答案，因为最终答案很可能不存在，或者说，它会随着下一批材料出土而再次改变。
可以确定的只有几件事。秦朝在十五年里做完了大量事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有长远价值的，另一部分是耗竭性的。它建立的制度在它垮掉之后被基本完整地继承了下来，而继承它的那个王朝存续了四百年。这个对比本身就说明，问题不在制度是否可行，而在于一套制度需要多长时间、什么条件才能被一个社会接受。
下一讲要讲的，是这个政权崩塌时最先动手的那批人。他们不是六国贵族，也不是不满的官吏，而是一群被征发去戍边的普通人。他们做的事和说的话，为此后两千年的民变提供了第一个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