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二百多年里，几乎每个国家都变过法。这一讲要讲的三次不是同时发生的，前后隔了几十年。魏国、楚国、秦国、韩国、齐国、赵国、燕国，先后都有过一轮或几轮。
变法这个词今天用得太顺口，顺口到掩盖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这些变法的内容并不相同。有的重在农战，有的重在选官，有的重在军制，有的只是整顿吏治。把它们统称为变法，等于把一堆不同的手术叫作动刀。
第二件事更要紧。变法通常被讲成一个国家变强的故事，主角是改革者，情节是排除阻力，结局是国富兵强。但任何一次制度改变，都是把原来归甲的东西转给乙。国家整体变强这个说法，掩盖了内部的转移。所以这一讲要问的不是变法有没有用，而是：改的到底是什么，谁得到了，谁付出了。
上一卷讲晋国六卿那一讲说过一个判断。晋国被自己的功臣拆散，原因是权力交出去之后会在家族里沉淀，而国君没有办法收回。战国变法要处理的，正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怎样把已经散在贵族手里的人、地、兵、赋，重新集中到国君手里。
从这个角度看，变法不是一个国家的自我改良，是一场国君对贵族的战争。它之所以在战国普遍发生，是因为所有国君都在同一个位置上，面对同一个难题。
最早成规模的变法在魏国，主持人是李悝，时间在战国前期。上一讲提到过，魏文侯在三晋中最先动手，这就是那件事。
李悝变法可考的内容有几项。
一项是尽地力之教，就是推动农业增产，具体办法包括合理安排耕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一项是平籴法。粮食丰年时官府按平价收购，荒年时按平价卖出，用来平抑粮价。这条的意义常被低估。它表面上是经济措施，实际上是让国家直接介入粮食流通，而粮食在当时既是税基也是军粮。谁掌握粮食的调节权，谁就在饥荒年份掌握人口的去向。
还有一项是编订法典，把刑律成文化、系统化。上一卷讲过晋国铸刑鼎，把规则从贵族手里拿出来公开。李悝这一步走得更远，不只是公开，而是重新编排成一套可以适用于全国的条文。
最有政治意味的一项，是取消世袭的俸禄。原来贵族的后代不做事也有俸禄，李悝主张把这部分收回，转给有功劳的人。这一条直接冲着旧贵族去。
这几项合起来，方向是一致的。用一句后人概括李悝主张的话说，就是有劳才有食，有功才有禄。这句话今天听着像常识，在当时却是对整个封建原则的否定——封建的原则恰恰是有血统才有食禄，与劳绩无关。
军队方面动手的是吴起。与他同时，魏国有一支经过挑选的常备步兵，选拔有明确的体能标准，入选的人可以免除本户的赋役、得到田宅。这套办法把当兵从一种义务变成了一种职业，也变成了一条上升通道。战国子书里记下了它的选拔条件，并且指出这种军队战斗力强而成本高。
魏国因此在战国前期领先了很久。它建立起一支职业化的军队，把黄河西岸从秦国手里夺了过来，也最先压制住秦国。
但魏国也最先证明了变法的一个特性：它不能保证长期领先。魏国的优势维持了几十年，此后被后来者赶上并超过。原因不在于李悝那套办法失效，而在于别人也学会了，而魏国的地理位置注定它四面受敌，先发优势会被持续消耗。
吴起先在魏国带兵，后来因为国内政争离开，到了楚国。
楚国的问题与中原不同。上一卷讲过，楚国最高执政官叫令尹，这个位置长期出自公族，几大家族世代占据高位。那时楚王本人还握有直属的军队和大片直辖领地，所以公族坐大时他有力量动手。到了战国前期，情况变了：受封而有自己领地的封君越来越多，领地代代相传，国君能直接支配的部分被不断挤压。吴起要处理的是这个新局面。
吴起在楚国的做法很直接。削减贵族的爵禄，把封君迁到边远地区去开发新地，裁撤冗余的官吏，把省下来的钱用于养兵。
效果据说很快。但支持他的楚王一死，事情立刻反转。吴起在楚王的丧礼上被贵族射杀，他的变法随即被推翻。
这件事值得停一下。
它说明变法的成败不取决于内容是否正确，而取决于两个条件能否同时满足：国君必须支持，而且这个支持必须活得比反对派的忍耐更久。吴起在楚国只有第一个条件。
它还说明了代价的第一种形态。变法直接剥夺的是贵族的既得利益，所以贵族是第一批付出代价的人。他们不会默默承受，会等待时机反扑。而反扑的时机通常是国君换人。
商鞅本是卫国人，先在魏国求职未得重用，转而入秦。秦孝公即位后决心变法，两人的合作从此开始。
商鞅变法的内容比前两者更彻底，可以归为四类。
第一类是把人编起来。全国人口编成什伍，互相监督、互相检举。知情不报的处重刑，窝藏罪人的比照降敌论处。这一条让国家第一次直接触及每一户，而不再通过贵族转手。
第二类是把地和赋直接对上。废除旧的田界划分，允许土地买卖，按土地和人口直接征税征役。国家与农户之间不再隔着领主。
第三类是把出路收窄到两条。凡是从事农业和纺织、缴纳粮帛多的，免除劳役；从事商业或者游手好闲而贫困的，全家没入官府为奴。同时确立军功爵制，斩敌首若干可以升一级爵位，有爵位才有相应的田宅和待遇。反过来，宗室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名籍。
第四类是把统治单位重排。合并乡邑为县，由国君直接任命的官员治理。上一卷讲过，晋国的卿族早就在自己领地里用县和郡，秦国这一次是把它推到全国。
这套设计的核心是一句话：把人的所有出路，都收拢到国家能够计量的两件事上，即种地和打仗。
有两件常被提起的小事，其实各说明一个大问题。
一件是新法公布之前，商鞅在都城南门立了一根木头，宣布谁能把它搬到北门就给赏。没有人动，他把赏格提高，这才有人搬了，当场兑现。这件事被当作取信于民的典范。但换个角度看，它说明的是当时官府的信用已经低到需要用这种办法重建。一套要求所有人服从的制度，第一步必须证明自己说话算数。
另一件是太子犯法。商鞅的处理是，法令行不通往往是因为上面的人先违反，所以要依法处置。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刑，于是处罚了他的老师。这件事常被当作执法如山的例子。它同时说明了这套法的边界在哪里：它可以碰到太子的老师，碰不到太子本人。
那么为什么商鞅本人最后起兵抵抗、兵败被杀、尸身还被车裂示众，变法却没有被推翻。
有几个原因。从变法开始到秦孝公去世，他的支持持续了将近二十年，足以让新制度扎下根。秦国的旧贵族力量相对弱，不像楚国那样盘根错节。更关键的是，商鞅变法制造出了一个新的受益群体：靠军功获得爵位和田宅的人。这些人的地位完全依赖新制度，废除新法就等于废除他们自己。
把三次放在一起看，阻力的强弱正好解释了结果的不同。魏国是新立之国，旧贵族的根基本来就浅，李悝动起来最容易。楚国的公族世代把持令尹，封君遍布，吴起面对的阻力最大，所以他一死就被全部推翻。秦国居中，旧贵族有力量但不占绝对优势，加上变法持续时间长，新的受益者已经成形。
所以商鞅死了，法留下来了。这是变法能否持久的第三个条件，也是最硬的一个：它必须在剥夺一批人的同时，创造出一批以它为生的人。
现在回到这一讲的问题。
第一批付出代价的是旧贵族。这一批最显眼，反抗最激烈，也最常被写进故事。吴起被射杀、商鞅身死而尸被车裂，都是这一批人的反击。
第二批是商贾，以及被归入末业的那些人。重农抑商不是修辞，是有具体惩罚的政策。要注意的是，织布这类家内手工并不在受罚之列，它和种地一样被算作本业；被打击的是买卖和流通。这一批人的损失很少被提起，因为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记载。
第三批是农民，而这一批最容易被忽略，因为账面上他们是受益者。他们从贵族的依附民变成了国家的编户，从国家手里分到了土地，理论上可以靠军功上升。
但要看清代价，得看他们换来了什么和交出了什么。
他们交出的是流动性。连坐制度把每个人钉在他的邻里之中，出门要有凭证，迁徙受到限制。他们交出的是选择。除了种地和当兵，其他出路都被堵死或者被惩罚。他们还交出了安全边界。过去欺压他们的是领主，而领主的贪婪有限度，因为人跑了他就没有收成。现在管理他们的是按标准考核的官吏，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与本地的丰歉无关。
他们换来的是一条上升通道，这条通道确实存在，也确实有人走通。但它的入口只有一个，就是战场，而走这条路的代价是命。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不是农民受益或者受损，而是：他们的处境被重新定义了。从属于某个人变成了属于国家，从没有上升可能变成了只有一种上升可能。这是一次交换，不是一次馈赠。
把三个人的做法放在一起，共同点比差异更值得注意。
它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拆掉国君与百姓之间的中间层。
在旧秩序里，国君管贵族，贵族管属民。国家能动员多少人、收上多少粮，取决于贵族愿意交出多少。变法要做的，是把这个中间层拿掉，让国家直接面对每一户人。李悝取消世袭俸禄，吴起迁走封君，商鞅编户齐民、废除旧田界、设县任命官吏，方向完全一致。
拿掉中间层之后，需要三样东西来替代它。
一是文书。国家要知道有多少户、多少地、多少粮，就得有登记、有统计、有档案。这催生了庞大的文书行政。
二是官吏。中间层原来做的事总得有人做，于是产生了一支靠俸禄而非封地生活、可以被任免的职业官员队伍。
三是标准。贵族凭习惯和关系治理，官吏必须凭条文。所以变法总是伴随着立法与法典编纂。
这三样东西合起来，就是后来两千年中国国家形态的基本骨架。战国变法的真正产物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强盛，而是这套骨架本身。
上一卷讲晋国六卿那一讲的结尾提出过一个问题：统治者怎样把权力交给能办事的人，又保证随时能收回来。变法给出的答案是，不要交给人，交给职位；职位不世袭，人可以随时更换。这个答案在当时是有效的，也是后来所有王朝的起点。
它没有解决的是另一半问题，就是谁来监督这套机器本身。这个问题要到很久以后才被提出，而且始终没有找到稳定的答案。
第一，李悝变法的具体内容。相关记载零散，主要见于后世正史的志与其他典籍的征引，原书早已亡佚。尽地力、平籴、编订法典这几项方向可信，但具体条文、实施范围和持续时间都无法确证。今天所说的李悝变法，是根据晚出材料重建的轮廓。
第二，那部法典的性质与流传。传世的相关文本被普遍认为是后人编集而成，不能直接当作战国原文使用。它对后世律令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学界估计不一。
第三，吴起变法的年代与内容细节。吴起在楚的时间不长，记载简略，各书对具体措施的记述互有出入。他被杀于楚王丧礼这个情节流传很广，但细节在不同文献中并不一致。
第四，商鞅变法的记载来源。传世的《商君书》与商鞅本人的关系，学界长期讨论，多数意见认为其中包含后学的作品，不能整部当作商鞅的施政纲领。《史记》为商鞅立传，是最完整的叙述，但成书距事件已远。近几十年出土的秦国法律文书提供了大量制度细节，但年代都晚于商鞅。它们能印证秦国后来行用的制度形态，不能证明其中某一条就出自商鞅当年。
第五，军功爵制的实际运作。爵级的名目与升迁标准在不同材料中不完全一致，斩首若干升一级这类具体规定，学界对其适用范围与执行程度有不同看法。有研究者指出，实际执行中的限制远多于条文表面所示。
第六，土地买卖与国家授田。允许土地买卖这个说法，最早的出处是汉代人回看战国的追述，而出土的秦国法律文书呈现的是国家按户授田的形态。两种图景不完全兼容。一种解释是先授田后允许流转，一种解释是汉人用自己时代的情形追述前代。本讲正文两面都用到了，这里说明它们分属不同的材料。
第七，魏国那支常备步兵与吴起的关系。记下选拔条件的那部战国子书并没有把这支军队系在吴起名下，二者的联系是后世的通说。可以确定的是吴起在魏国带兵并有战功，以及魏国确有这样一支经过挑选、享受赋役优待的常备兵。
第八，重农抑商的实际效果。战国秦汉的商业活动并未消失，出土材料显示市场交易相当活跃。抑商是一种政策取向，其执行力度和实际后果，需要与理想化的条文区分开来。
第九，变法与秦国统一的因果关系。本讲采取的看法是变法提供了组织能力，但没有断定它是统一的充分原因。反对的意见强调地理条件、关东各国的内耗、以及数代秦君的连续性同样重要。这一点在讲长平之战时还要处理。
回到最初的问题。变法改了什么，代价由谁承担。
它改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连接方式。原来这条线要经过许多中间人，变法把中间人去掉，让线直接连到每一户。
代价由每一个失去中间层保护的人承担。中间层是剥削者，同时也是缓冲。它被拿掉之后，国家的效率提高了，而个人直接暴露在国家面前，中间没有任何东西。
这件事有两面，都要说。
一面是，这套制度确实解决了它要解决的问题。它让一个国家可以在短时间内动员起惊人的力量，可以修长城、通驰道、组织数十万人的会战。没有它，就没有后来的统一，也没有此后两千年的稳定治理。
另一面是，它把所有人变成了可以被计量的单位。计量本身不是恶，问题在于它同时取消了不被计量的可能。一个人如果不种地也不打仗，在这套制度里就没有位置。
秦国用这套办法赢了。赢了之后，这套办法被推向全国，然后在十五年内引发了它自己也无法处理的反弹。为什么一套如此有效的制度会这么快失败，是下一卷讲秦朝时要处理的问题。
而在那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弄清楚。变法把人和地都变成了国家可以直接支配的东西，这在技术上是怎么做到的。答案是一套持续了两百年的行政改造，从封建到郡县，那是下一讲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