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结尾留了一个说法。华夏与夷狄这组划分，在春秋时代不是种族概念，更接近文化与政治的归类，所以这条线可以移动。
这句话说起来轻巧。真正要问的是移动是怎么发生的。是谁移动了它，用什么办法移动，移动之后又留下了什么痕迹。
楚国是最完整的一个样本。它在西周时被排在边缘，春秋时被中原诸侯当作头号外敌，战国时成为七雄之一，秦末汉初则直接提供了新王朝的歌诗、音乐和一部分统治集团。从被排斥到被接纳，再到反过来定义什么算是华夏，这个过程贯穿整个东周，每一步都留下了记载。
有一点要先说清楚。这一讲用到的最完整的一条叙事线索是《史记·楚世家》，而《史记》成书在西汉，距离楚国立国已有近千年。它所依据的材料，一部分来自《左传》《国语》这类春秋战国的文献，一部分来自战国以后楚人自己整理的说法。换句话说，楚国如何从蛮夷变成华夏，这个故事的主要版本，本身就是那个变化的产物。这不意味着它不能用，但意味着不能把它当作旁观者的记录。
楚国的封建起点等级很低。
《史记·楚世家》说，周成王追录文王武王时代的功臣后代，把熊绎封在楚蛮之地，爵位是子男一级。《左传》里楚国人自己的追述则说，熊绎与几位诸侯的先祖一同侍奉周王，别人都分到了宝器，唯独楚国没有。两种说法的细节不一致，但共同点很清楚，等级低，位置偏，在周人的分封序列里属于末梢。
同样是《左传》里楚人的追述，用了筚路蓝缕这个说法来形容先祖创业，意思是驾着柴车、穿着破衣去开辟山林。这是自述，带着自豪，也承认了处境。
西周中期发生了一件事，常被当作楚国态度的第一次公开表达。《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君熊渠向江汉一带用兵之后，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我是蛮夷，不必和中原用同一套名号谥法，随即把几个儿子都立为王。后来周厉王即位，熊渠担心招来讨伐，又把王号去掉了。
这一段值得多想一层。
通常的读法是楚国不服周。但仔细看，这句话的功能不是骄傲，是免责。周的礼制体系里，爵位是有序列的，公侯伯子男，王只有一个，至少后来的记述是这样排的。楚国如果承认自己在这套序列里，就只能从最后两级起步，一级一级往上挪。宣布自己是蛮夷，等于宣布自己不在这张表上，因此表上的规则对自己不生效。这不是被开除，是自我豁免。
而且他随后就把王号收了回去。这说明他很清楚这套规则并没有真的失效，只是暂时打不到自己头上。自称蛮夷是一种可进可退的位置，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不需要的时候收起来。
要提醒一句，这段话见于《史记》，楚国方面没有留下可以与之对照的当时文字材料。它是不是熊渠的原话，还是战国秦汉的人把楚国的整体姿态浓缩成的一句宣言，无法确定。
真正不再收回的那一次，发生在春秋初年。
公元前七〇四年前后，楚君熊通自立为王，就是楚武王。《史记·楚世家》记下的过程是，他先要求提高爵位，被周王室拒绝，然后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周王不给我加爵，我自己尊自己。
这一次和熊渠那次不同的地方在于，王号此后没有再摘下来。楚国从此有了与周天子同级的名号，一直用到亡国。
这件事的分量，要放回上两讲的背景里看。上两讲里，一讲讲到天子与诸侯互换人质，一讲讲到齐桓公用尊王的办法给自己的实力找名义。这两件事说明同一件底层的事实，周天子的名分还有价值，所以有人利用它，也有人不得不与它周旋。楚国选了第三条路，既不利用也不周旋，直接复制一份。
从后果看，代价是明确的。称王让楚国在中原的政治语言里变成了僭越者，一切与它的交往都带有原则问题。收益也同样明确，楚国不必再为爵位高低和朝觐排序这类事情去竞争，可以把全部力量用在扩张上。
扩张的规模在春秋时期没有第二家可比。楚国先后吞并了江汉与淮河流域的几十个小国，其中不少是姬姓，也就是周王室的同宗。数量在不同文献里统计口径不一，但方向是一致的，这些国家消失了，土地进入了楚国。
公元前六五六年，齐桓公率领中原诸侯联军南下，与楚军在召陵对峙。这是华夏集团与楚国第一次正面的大规模接触。
上一讲讲过尊王攘夷这套设计，这次行动是攘夷那一半所能做到的极限。
齐国方面提出的开战理由，《左传》记得很清楚，是两条。第一条是楚国没有按时进贡一种用于滤酒的茅草，导致周王的祭祀无法完成。第二条是很久以前周昭王南征没有回来。
这两条理由都值得注意。第一条极小，第二条极旧。用一束茅草和一桩几百年前的旧事作为出兵的名义，说明齐国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放进尊王框架里的理由，而不是一个够分量的理由。真实原因是楚国已经压到了中原南缘，郑国这样的国家在两边之间反复摇摆。
楚国的回答同样精彩。使者承认茅草确实没交，这是我们的过失，马上补上。至于昭王为什么没回来，那句回答是，君其问诸水滨。意思是您到汉水边上去问吧，与我们无关。
前一条认，后一条顶。认的那一条成本极低，一束茅草而已，但认下来就等于承认了周天子的祭祀与自己有关，等于自愿站进了那套体系的边上。顶的那一条则守住了底线，楚国不接受为周王朝的历史旧账负责。
两军最终没有大战。楚国另一位使者屈完与齐桓公有过一次交锋，齐桓公向他展示兵力。屈完的回答大意是，您如果用德来安抚诸侯，谁敢不服；您如果用武力，楚国有方城可以当城墙，有汉水可以当护城河，人再多也没有用处。双方在召陵结盟。
召陵之盟通常被写成齐桓公的功业，说他不战而屈楚。但换个角度看，这是楚国第一次被中原集团当作一个需要正式立约的对手，而不是一个需要驱逐的外族。会盟本身就是华夏体系内部处理关系的方式。一场按华夏规则举行的仪式，把楚国放进了这套规则里。
召陵之后十八年，公元前六三八年，宋襄公在泓水与楚军作战。宋襄公坚持等楚军渡完河、列好阵再开战，结果大败，本人受伤，次年去世。
从楚国的角度看，泓之战说明中原诸侯已经无法在战场上阻止它。
真正的转折在六年之后。公元前六三二年的城濮之战，晋文公击败楚军。晋军开战前主动后退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理由是晋文公流亡时曾受楚国款待，有过承诺。这次后退既兑现了诺言，也拉开了距离。楚军主帅子玉战败后自杀。
城濮让晋国成为新的霸主，也确立了此后近百年晋楚争霸的基本格局。中原的秩序从齐国主导，变成两个大国轮流施压、中间国家两面下注。
城濮之后三十五年，公元前五九七年，楚庄王在邲击败晋军。这一战之后，楚国事实上取得了霸主地位。
围绕楚庄王有两件事，很能说明这个过程的性质。
一件是问鼎，它发生在邲之战之前。公元前六〇六年，楚庄王讨伐陆浑之戎，把军队开到周王室的边界上检阅。周王派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九鼎是王权的象征，问它就是问周王室还配不配拥有天下。王孙满的回答是，在德不在鼎。
这件事一般被当作楚国野心的证据。但它同时说明了另一件事，楚庄王承认九鼎是有意义的。一个真正不在这套体系里的人不会去问鼎，因为鼎对他什么都不是。他问，是因为他已经接受了鼎所代表的那套逻辑，只是想换一个持有者。
另一件是邲之战之后。有部下建议把晋军的尸体堆积起来筑成京观，用来炫耀武功。楚庄王不许，还讲了一套关于武德的道理，并且引用了《诗经》。这段话见于《左传》。
一个被称为蛮夷的君主，在战胜华夏第一强国之后，用华夏的经典来论证自己为什么不炫耀武力。到这一步，说他在体系之外已经没有意义了。
如果只讲战争与会盟，容易得出一个印象，楚国是被动地被接纳。事实是它同时在生产自己的东西，而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了整个中国的东西。
第一是行政制度。《左传》记载楚武王攻灭权国之后，派了人去治理，而不是把它交给一个家族世袭。这通常被看作县制最早的实例。这种做法与周的分封是两个原理。分封是把土地和人口连同治理权一起交给一个家族，世代继承。县是把土地留在国君手里，派一个可以撤换的官员去管。楚国在春秋前期就在做这件事，此后每灭一国往往设一县。
从封建到郡县这场转变，是这个系列后面要专门讲的题目。这里只需要记住一点，这场转变最早成规模的实践，出现在那个被称为蛮夷的国家。学界对县制究竟起源于楚还是秦仍有讨论，也有人指出早期的县和后来的郡县制并不是一回事，但楚国很早就在做，这一点没有争议。
第二是官制。楚国最高执政官叫令尹，军事长官叫司马，还有莫敖这类中原没有的职名。它没有照抄周的官制，而是自己搭了一套。
第三是文字材料。二十世纪以来，两湖一带出土了大量楚国遗存。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里有儒家和道家的文献，同在荆门的包山出土的竹简里有司法文书。这些材料说明，最迟到战国中期，楚地不但读中原的经典，还有一套运转细密的官僚文书系统。
第四是文学。战国后期出现的楚辞，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语言、韵律和神话背景都带有明显的南方特征。它后来被完整收进中国文学的正统谱系，成为与《诗经》并列的源头之一。
这四样里，有的是政治发明，后来被普遍采用；有的是文化产出，后来被普遍承认；还有的今天才从地下重新出现。接纳从来不是单向的准入，它同时是被接纳者向共同体输入内容的过程。
现在回到最开头那个提醒。
《史记·楚世家》给楚国的先祖排了一条谱系，往上接到颛顼和祝融，也就是中原上古传说体系里的人物。屈原作品的开篇也自称是高阳的后裔，高阳即颛顼。
这条谱系解决了一个问题。如果楚国的祖先本来就是中原古帝的后代，那么它从来就不是外人，之前的边缘状态只是历史的偶然。血统上的追认，把一段冲突的历史改写成了一段回归的历史。
这里必须说清楚推理的方向。这条谱系不能用来证明楚人本来就是华夏，因为它本身就是被接纳过程的产物，是在楚国已经足够强大之后写定并被承认的。用它来证明接纳的合理性，是循环论证。
歧视消失得比谱系慢。《左传》记载鲁国大臣讨论是否要投靠楚国时，引了一句旧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接着说楚国虽大，不是我们的同族。它出现在楚国已经称霸之后，说明军事上的承认与心理上的承认不是一回事。到了战国，孟子在与人辩论时还把一位来自楚国的学者称为南蛮鴃舌之人。歧视仍在，但它已经退到了口舌之争的层面，不再是国际政治的通用语言。
变化的临界点大概在战国。这时的文献谈到楚国，用的是七雄之一的位置，讨论的是合纵连横、变法强弱，很少再纠缠它是不是蛮夷。当一个政治体的实力使得排斥它变得不现实时，界线就会移动到它的外侧，把它包进来，然后寻找新的外部。
最后一步发生在秦汉之际。公元前二二三年秦灭楚。但秦朝二世而亡，起兵反秦的主力打的是楚的旗号，《史记》里记下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流传的话。项羽出自楚国将门，刘邦的家乡也在楚地。汉朝建立之后，宫廷里流行楚地的歌曲，汉初的辞赋直接承接楚辞。
那个长期被中原诸侯拒之门外的国家，最后提供了新王朝的口音。
第一，楚人的来源。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是中原祝融族群南迁，一种主张与西北有关，一种认为是江汉地区的土著。传世文献提供的谱系如前所述不能作为独立证据，考古材料显示楚文化早期与中原文化既有联系也有明显差异，三说各有支持者，目前没有定论。
第二，早期都城丹阳的位置。历来有多种说法，涉及今湖北、河南、安徽的不同地点，有的在长江沿线，有的在汉水支流丹江一带。近年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有一篇记述楚国先君居处迁徙的文献，提供了一份新的早期都邑序列，但简文的释读和地名的比定仍有争论，尚未形成共识。
第三，熊渠那句我蛮夷也是不是原话。楚国方面缺乏可以与之对照的当时文字材料，这段记载见于成书晚得多的《史记》。它可能保存了早期传说，也可能是战国秦汉的人把楚国的长期姿态浓缩成的一句宣言。
第四，县制的起源。楚国早期设县有《左传》的记载，但秦国设县也很早，两者孰先孰后、是否各自独立发生，学界有不同判断。另一个更实质的问题是，春秋时期的县和战国以后的郡县是否属于同一制度，还是名同而实异。
第五，楚国是否有过一以贯之的不服周的国策。传世叙事把熊渠、熊通到楚庄王连成了一条线，但这条线有明显的整合痕迹。同一时期楚国也接受周王室的名号，使用周式的礼器，参与按华夏规则举行的会盟。把它写成一场持续数百年的对抗，可能简化了实际情形。
第六，非我族类这句话的性质。它究竟表达的是血缘意义上的族群区分，还是政治集团的敌我区分，学界有不同解读。这关系到上一讲提出的那个判断，即春秋的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政治界线。这句话是支持还是削弱那个判断，取决于对族这个字在当时用法的理解，而当时的用例并不足以给出确定结论。
回到最初的问题。一个蛮夷如何一步步被写进华夏。
现在可以给出一个不太舒服的答案。它不是通过学习礼仪、接受教化、被感召而加入的。它是通过称王、吞并、打赢关键战役，一步步把自己变成一个无法被排除的存在，然后由对方修改名单。
先自我豁免，宣布规则与自己无关。再自建名号，拒绝在对方的等级序列里排队。然后接受一次正式立约，进入对方处理关系的程序。接着在战场上取得对等地位，并开始使用对方的经典为自己辩护。同时输出自己的制度与文化，让共同体离不开它。最后补写谱系，把整个过程重述为回归。
这套机制在中国历史上此后反复出现。北魏、辽、金、元、清，每一次面对来自边缘的强大政权，双方都会重演其中的若干步骤。用的语言不同，但基本结构相似。
也正因为如此，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确定答案。这个过程究竟应该叫接纳，还是叫征服，或者叫融合。从中原的角度看是华夏扩大了；从楚国的角度看是楚国赢了；从后来的角度看，两者已经无法分开，因为汉朝同时继承了这两边。
界线移动之后，人们通常只记得移动之后的位置，不记得它原来在哪里。这一讲能做的，是把它原来的位置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