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七七〇年，周平王把都城从镐京迁到洛邑。教科书在这里画一条线，线的左边叫西周，右边叫东周。这条线很好记，也很省事，省事到它把真正要紧的问题遮住了。
真正要紧的问题不是搬家。历史上迁都的王朝不少，盘庚迁殷之后商朝又延续了两百多年，北魏孝文帝迁洛之后国势并没有立刻垮掉。搬家本身不决定什么。
要紧的是搬家之后周天子失去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些东西再也拿不回来。
从东迁到周室覆灭，周王室又存在了五百一十四年。这五百多年里，没有人正式取代它，也没有人真正听它的。一个政权在丧失实力之后还能挂这么久，这件事本身需要解释。
这一讲想说清楚三件事。周天子原来握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迁的过程中这些东西怎么一件件掉了。以及为什么掉了之后捡不回来。
讲周天子的权威，通常从封建、宗法、礼乐讲起。这三样确实是骨架，但它们是制度的形式，不是权力的来源。
先看封建。周初大规模分封，把王室子弟和功臣派到各地建立诸侯国，用这些据点控制新征服的东方。分封的实质是授权与授地：天子把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交给诸侯，诸侯对天子承担朝觐、纳贡、出兵的义务。
再看宗法。周人用血缘的嫡庶长幼关系来规定政治地位的高低，大宗统率小宗，天子是天下的大宗。这套办法把政治秩序说成了家族秩序，让服从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
礼乐则是这套秩序的日常表达。用几个鼎、奏什么乐、行什么礼，都对应着身份等级。所谓礼崩乐坏，坏的不是音乐，是那套用器物和仪式把等级固定下来的编码系统。
但这三样都建立在一个更实在的基础上：周天子自己拥有的土地和军队。
西周的王畿在关中，以宗周镐京为中心，另有成周洛邑作为东方的重镇，两处之间是一条由王室直接控制的走廊。这片王畿的面积，超过任何一个诸侯国。土地上有人口，人口出赋税与兵役。
军队方面，西周王室常备的主力见于金文。师在这里不是老师的意思，是当时军队的编制单位，一师具体多少人，学界并无定论。金文里出现的有驻在宗周的西六师，驻在成周的成周八师，另有殷八师之称。具体建制学界还有讨论，但王室掌握着当时最大的一支常备武装，这一点没有疑问。
这一点在青铜器铭文里看得很直接。西周有大量记录封赏与任命的金文，受封者铸器记事以传子孙，其中相当一部分有固定的册命格式。江苏丹徒出土的宜侯夨簋记的是周王改封夨为宜侯，它的仪式不在宗庙而在宜地举行，行文也不合典型的册命格式，但它有一样别的器物少有的好处：铭文把赐予的川、邑与各类人口逐项列出，连数目都写明。授民授疆土这五个字不是形容，是可以清点的账目。
反过来说，当王室手里没有可以清点的土地和人口时，册命仪式就只剩下仪式本身。仪式还可以照办，但办完之后什么也没有交割。
所以周天子的权威不是抽象的。他是天下最大的领主，握着最多的地、最多的人、最强的兵。他能封，也能夺；能赏，也能罚。诸侯服从他，一部分是因为礼，另一部分是因为不服从会有实际后果。
这一点是理解后面全部事情的钥匙。周天子的礼乐权威不是悬空的，它挂在土地和军队这两个钩子上。钩子掉了，挂在上面的东西也就掉了。
公元前七七一年，西周灭亡。
关于这件事，流传最广的版本来自《史记·周本纪》：幽王宠爱褒姒，褒姒不爱笑，幽王点燃烽火召来诸侯，褒姒看见诸侯狼狈奔命的样子笑了，幽王于是屡次戏弄诸侯。等到犬戎真的打来，烽火再点，诸侯不来了，幽王死于骊山下。
这个故事讲得极好，因果分明，教训清楚，所以流传了两千年。但它很可能不是历史。
理由有几层。第一，《史记》成书距离西周灭亡已近七百年，中间的传闻演变无法追溯。第二，成书更早的《吕氏春秋》讲同一件事时，用的是击鼓而不是烽火。第三，二〇〇八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其中一篇史书《系年》记述了西周灭亡，完全没有褒姒与烽火的情节。按《系年》的说法，幽王宠爱褒姒，要立褒姒之子伯盘，把平王赶走，平王出奔西申；幽王起兵围申索人，申人不肯交出，缯人于是引来西戎，幽王与伯盘因此被杀。至于二人死在戏这个地点，出自《古本竹书纪年》的佚文，《系年》并没有说。
也就是说，在战国人写的这份记述里，西周之亡不是一个昏君被自己的谎言反噬，而是一次王室内部继承之争引发的战争，天子在自己发动的战事中战败身死。
《系年》的记载是不是就一定对，也难说，它同样是后人的追述。但它至少证明：烽火戏诸侯不是西周灭亡的唯一说法，甚至不是最早的说法。
接下来的事情比灭亡本身更关键。
幽王死后，并没有立刻出现一位公认的继承人。申侯等拥立幽王被废的太子宜臼，是为平王。另一批诸侯拥立幽王之弟余臣，是为携王。拥立者是谁，两种材料略有出入：《古本竹书纪年》说是虢公翰，《系年》只说邦君诸正立余臣于虢。两个天子同时存在，各有诸侯承认，这个局面持续了二十一年。
携王最后死于晋文侯之手，周室才重归一统。这一条《古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系年》都有，两条来路不同的材料说到了一处。
请注意这里发生了什么。天子不是唯一的天子，而是两个候选人中活下来的那一个。而让他活下来、让另一个死掉的，是诸侯。
从这一刻起，一个此前不能被公开说出的事实被公开验证了：天子的位子，可以由诸侯来定。
平王迁洛之后，周王室失去的东西可以一件件数。
第一是王畿。关中的宗周王畿在战乱中残破，此后逐步落入秦人之手。东迁之后，王室直接控制的土地缩到洛邑周围，后世学者对这片畿内地的估算大致是方六百里，与西周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数字是估算，不是先秦文献里的原始记录。而这个数字此后还在缩，因为王室不断要用土地酬谢和收买诸侯。
第二是军队。西六师本就驻在关中，宗周既失，这支军队也随之瓦解。东迁后的周室仍有王师之名，但规模和战力已经不能与诸侯的主力相比。
第三是财政。土地和人口是赋税的来源，两者都缩水，王室的收入随之枯竭。这不是抽象的困难，《春秋》里留下了很具体的记录：周王室曾向鲁国求赙，也就是求助丧葬的费用；曾求车；曾求金。天子向诸侯讨钱，这些记录本身就是一份破产清单。
第四是酬劳的代价。护送平王东迁的诸侯要得到回报。秦襄公因功被封为诸侯，周室许给他岐山以西之地。但那片土地当时还在戎人手里，周室给的是一张空头支票，秦要自己去打。晋、郑等国也各有所得。每一次酬谢都是一次割让，王室越弱，越需要诸侯，越需要诸侯，就越要割让，越割让就越弱。
这是一个没有出口的循环。
失去土地和军队是实力问题。但周王室真正致命的损失是另一样东西：可信度。
有两件事可以作为标记。
第一件是周郑交质。平王在位时与郑国交恶，为了缓和关系，周王室与郑国交换人质，周王子狐入郑，郑公子忽入周。天子与诸侯互换人质，意味着双方被放在了对等的位置上，也意味着天子的话本身不足以取信于人，需要抵押品。这件事的分量下一讲会细说。
在两件标志之间，还有一件事值得单独提。公元前七二〇年，也就是交换人质的同一年，周郑关系破裂，郑国派兵到温地抢割了周王室的麦子，同年秋天又到成周抢割了禾。
这件事的分量在于地点。温和成周都在王畿之内，也就是周天子仅存的那点直辖领地上。一个诸侯直接到天子的地里收割天子的庄稼，而天子没有能力阻止，也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实质的惩罚。
抢粮食本身损失有限。真正被拿走的是另一样东西：此后所有人都知道，在周王室的地盘上动手，是不会有后果的。
第二件是繻葛之战。公元前七〇七年，周桓王亲自率军讨伐郑国。这是东迁之后周天子少有的一次主动用兵，目的正是要重新树立权威。结果王师大败。郑国将领祝聃射中了桓王的肩膀。
一个诸侯的部将射伤了天子，而没有任何人为此付出代价。郑庄公当晚还派人去慰问桓王，姿态做得很足，但天子被射伤这个事实已经无法收回。
这一战之后，天子亲征这件事基本消失了。后来的所谓征伐，主导者是霸主。《论语·季氏》里那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说的就是这个转折。这里要留意一个分别：《论语》是孔子的语录，不是史书，这句话是他对时局的判断，不是对某一件事的记录。用它来概括春秋的权力结构是合适的，把它当作史实的出处则不合适。
值得注意的是，周王室在东迁之后并非完全没有机会。它有过几次试图重整的举动，桓王伐郑就是其中最认真的一次。问题在于，这类尝试一旦失败，损失的不只是这一仗，而是下一次还有没有人相信你能赢。实力可以慢慢积累，可信度一旦被公开证伪，就很难重建。
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周王室再也没能恢复。
第一个原因是财政上的死结。没有土地就没有赋税，没有赋税就养不起军队，没有军队就收不回土地。环上任何一点都要另一点先解开，所以哪一点都启动不了。历史上有王朝从谷底翻身，靠的通常是还保有一块能出人出粮的基本盘。东周王室没有。
第二个原因是它的合法性性质。周天子的权威属于象征资本，可以被借用，却不能被兑现。春秋霸主打的旗号是尊王攘夷，齐桓公召集会盟要奉周天子之命，晋文公打败楚国后请周襄王来受朝。表面上看，这是周室地位的证明。
但仔细看，每一次借用都在做同一件事：证明周天子自己办不到。诸侯替天子主持秩序，正说明天子不能主持秩序。象征资本被使用的次数越多，它剩下的实际含量就越少。这是一种被消耗的资产，而周室没有任何补充它的手段。
第三个原因是结构性的。西周的封建制在设计上有一个内在的倾向：诸侯在封地上世代经营，土地和人口逐渐变成他们自己的；而王室的直辖领地不会自动增长。时间越长，中央与地方的实力对比越不利于中央。这个过程在西周晚期就已经在发生，东迁只是把它暴露出来并且大大加速。
这里可以做一个对照。后世的王朝大多正面处理过同一个问题：秦汉用郡县取代封国，官员由中央任免、可以调动，土地不世袭；宋代把兵权、财权、人事权层层收归中央。办法各有代价，但都是冲着中央与地方的实力分配去的。
西周没有这样的手段，也不需要有。分封在建国之初是最有效的扩张方式，用最小的中央成本控制最大的空间。它的代价要等几代人之后才显现，而那时已经无法回收。
换句话说，周室的衰落不完全是幽王个人的过失，也不完全是一场战败的结果。这套制度运行到一定年头，重心必然下移。东迁不是原因，是这个过程走到某一步时的可见症状。
这一讲涉及的几个问题，学界并没有共识，需要说清楚。
第一，烽火戏诸侯的真伪。如前所述，《吕氏春秋》作击鼓，清华简《系年》没有这个情节。今天多数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这是后起的传说，用来解释一个王朝为什么会亡。但也有意见认为不能仅凭《系年》就完全否定《史记》，因为《系年》本身也是战国人的追述，且有其自身的叙事立场。谨慎的说法是：这个故事无法证实，且有更早的异说。
第二，东迁的年代。传统系年把平王东迁定在公元前七七〇年。但清华简《系年》里有周亡王九年一句，通常被理解为幽王死后有一段无王的时期。要说明的是，这句简文怎么断读、九年从哪一年起算，学界本身就没有统一意见。一些学者据此推测平王实际迁洛要晚得多，可能要到公元前七五〇年之后，具体年份的估算彼此出入不小。这直接关系到春秋纪年的起点，目前没有定论。本讲沿用传统系年，但读者应当知道这个数字是有争议的。
第三，二王并立的细节。携王为晋文侯所杀，这一点《古本竹书纪年》的佚文早有记载，清华简《系年》与之相合，只是《系年》把携王称作惠王。两条互相独立的材料在这一点上重合，反而提高了它的可信度。真正没有定论的是并立的起讫年份，以及《系年》所说的周亡王九年究竟该怎么理解。
第四，西周灭亡的原因。传统解释侧重外患与昏君。李峰在《西周的灭亡》中提出，西周晚期的政治地理格局与制度本身已经积累了深刻的危机，王室对西部边疆的控制长期削弱，灭亡是长期结构性衰退的结果，犬戎的进攻只是最后一击。这一取向近年影响较大，但并非所有研究者都接受把结构因素放到如此优先的位置。
第五，一个技术性的提醒。本讲多次引用《左传》与《春秋》。这两部书都成于春秋之后，编纂者有自己的立场，《左传》尤其带有对礼的推崇。它们记录的事实大体可信，但它们对事实的评价是那个时代士人的评价，不应直接当作历史本身。
周王室在东迁之后失去了土地、军队、财政和可信度。按常理，它应该很快被取代。
但它没有。公元前二五六年，秦灭西周公国，周赧王死，周祚才算终结。从东迁算起，五百一十四年。
这里有个容易混的地方要交代一句。西周公国和东周公国是两个小国，不是西周东周这两个时代。前者是公元前四四〇年周考王把弟弟封在河南分出来的，后者约七十年后又从它里面分出。秦灭西周公国七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二四九年，东周公国也被灭掉，周室的残余才彻底消失。
在这五百多年里，没有一个诸侯正式废掉周天子自立为天下共主。楚国国君早就自称为王，但那是另立门户，不是取而代之。田氏取代姜氏做了齐国国君，三家分晋各自成国，都还要请周天子册命一下才算数。最强的诸侯要的不是周天子的位子，而是周天子盖的那个章。
一个完全没有实力的政治符号，为什么反而能存在这么久。
一种解释是它对所有人都有用：谁都需要一个共同承认的名义来源，来把自己的实力翻译成合法性。只要还没有人强大到可以独自定义什么是合法，这个空壳就有保留价值。
如果这个解释成立，那么周天子的长寿并不说明周的强，恰恰说明春秋战国的诸侯谁都还不够强。等到有一个人足够强了，这个空壳立刻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从秦灭西周公国那一年算起，三十五年之后，秦王政称皇帝。他不需要任何人来册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