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司马光传》里记这件事，一共二十几个字。
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一群孩子在院子里玩，有一个孩子爬到大瓮上，脚下一滑掉进了水里。其他孩子全都丢下他跑了。司马光拿起一块石头把瓮砸破，水冲了出来，那个孩子活了。
这一年司马光七岁。
这个故事在中国流传了将近一千年，几乎每个孩子都听过。
而它有一个细节，多数人讲的时候都讲错了。
原文里用的字是瓮，不是缸。
这两个字在今天听起来差不多，在古代指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容器。
缸是敞口的，上下差不多粗，或者上面还更宽一些，像一个圆桶。
瓮是收口的，肚子大，口小，形状像一个坛子放大了很多倍。
这个区别是整个故事的关键。
如果是缸，一个孩子掉进去，大人伸手就能把他捞出来，孩子自己也可能扒住边沿爬出来。
而瓮的口是小的，肚子是大的。孩子掉进去以后，手够不着边，脚踩不到底，扒不住任何东西。而外面的人手伸进去也够不到里面的人。
换句话说：掉进瓮里，从上面救是救不出来的。
所以司马光砸的那一下，不是因为他力气大或者胆子大，是因为他判断出了唯一可行的方向。
别的孩子跑去叫大人，这个反应也不能说错。问题是来不及。
把这件事拆开看，那个七岁的孩子在很短的时间里做了几个判断。
第一，人在水里，时间以秒计。
第二，从上面拉不出来。
第三，那天院子里刚好没有大人，最近的大人也要跑一段路才能叫到。
第四，既然人出不来，那就让水出来。
最后这一条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
所有人想的都是怎么把人弄出来，而他想的是怎么把水弄走。
这个思路的转换，在今天有一个说法，叫换一个约束条件。
还有一层：砸破一个瓮是有代价的。在宋代，一口大瓮不是便宜东西，砸了要赔，还可能挨打。
一个七岁的孩子当场决定砸，说明他已经算清楚了轻重。
《宋史》在这件事后面还记了一句：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后来京城和洛阳一带的人，把这件事画成了图画。
也就是说，这件事在当时就成了流传的故事。
《宋史》记司马光的童年，还有另一段。
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司马光七岁的时候，神情举止庄重得像个大人。他听人讲《左氏春秋》，非常喜欢，回家就讲给家里人听，而且能把大意讲明白。从此书不离手，读起来连饥渴冷热都忘了。
他后来做官，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
而他一生最大的一件事，和他最大的一次失败，几乎是同一件。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推行变法。司马光是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
两个人在此之前是朋友，互相都很敬重对方的人品。他们的分歧不是私怨，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两种判断。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困难，必须改革理财；司马光认为天下的财富总量是有限的，朝廷多收一分，民间就少一分，与其变法生事，不如省事安民。
两个人写过好几封长信互相辩论。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名的辩论文章之一。
最后神宗支持王安石。
司马光辞去所有职务，退居洛阳。
他在洛阳住了十五年，做一件事：编一部通史。
这部书从战国的三家分晋开始，写到五代结束，跨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一共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
他的助手有三个人：刘攽负责两汉部分，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到隋，范祖禹负责唐和五代。
编写的方法分三步。
第一步叫丛目：把所有相关的史料按年月日一条条抄出来，不论详略、不管矛盾，先全部收进来。
第二步叫长编：把丛目里的材料排列比较，遇到互相矛盾的地方就考订取舍，写出详细的初稿。这一步的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第三步是定稿：由司马光一个人删改润色，最后成书。
长编的篇幅有多大？据记载，光是唐代部分的长编就有六百多卷，而最后成书的唐纪只有八十一卷。
书成之后，那些用剩下的草稿堆在洛阳的两间屋子里，装满了。
有人翻看过，说上面的字没有一个是潦草的。
他还有一个著名的习惯：他用一段圆木做枕头，叫警枕。睡着以后只要一翻身，圆木就滚开，人就醒了，醒了就起来接着写。
公元一零八四年，书编成了，历时十九年。
司马光上表进呈。他在表里写了一句：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我一生的精力，都用在这部书上了。
那一年他六十五岁，视力衰退，牙齿掉得只剩几颗。
宋神宗为这部书写了序，还赐了书名：资治通鉴。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以过去的事情为镜子，对治理国家有帮助。
两年后，宋神宗去世，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起用司马光为宰相。
司马光上台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废除王安石的新法，而且几乎是全部废除，废得非常急。
有人劝他慢一点，有些法令还是有用的。他不听。
同一年，公元一零八六年九月，司马光去世，六十八岁。
他去世前几个月，王安石在江宁去世。
两个争论了一辈子的人，同一年走了。
司马光砸缸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儿童故事之一，用来形容遇事沉着、能想出别人想不到的办法。
顺带纠正一下：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砸瓮。不过砸缸这个说法已经通行了几百年，也不必改口，知道这一层就好。
《资治通鉴》和《史记》并称，是中国史书的两座高峰。它们的写法完全不同：《史记》是纪传体，以人为纲；《资治通鉴》是编年体，以时间为纲。
《资治通鉴》后来被无数人当作必读书。清代的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有一点值得说清楚：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这件事，历史上的评价一直在变。
他去世以后不久，新党重新掌权，把他列入元祐党人碑，追夺封号。到南宋又给他恢复名誉。
近代以来，很多人批评他保守，阻挠了改革。也有人为他辩护，认为新法在执行中确实产生了严重的扰民问题，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两个人都不是坏人，都为国家着想，判断却完全相反。这种情况在历史上非常多，也是最难评价的一类。
先说一件要紧的事。今天如果你看见有人落水，正确的做法只有一个：立刻大声喊人，找身边的大人，打急救电话。不要自己下水，也不要自己想办法。司马光那天能砸，是因为他看得出那口瓮砸得开、而且身边真的没有大人。这两个条件，今天几乎都不成立。今天晚上，你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司马光做的事情，说到底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想清楚了一件事：水不能离开人，那就让水离开。同样是着急的时候，你有没有过一次，忽然想到了一个别人都没想到的办法？